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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红莓花开（6）
“幸好几个月后女友陈国敏＇U36＇来到基辅，我把她介绍给了斯维塔。两个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好姐妹。看到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一场感情终于妥善收场了。”
1958年，王光启转学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他和陈国敏终于团聚了。
1994年王光启重返基辅，再次遇到斯维塔。她颇有感触的说：“在你之后，我和一位匈牙利人结婚了”，道出了三十多年前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国家严格规定，有异国配偶的学生将不能从事尖端、高级以及与军工有关的工作。
为了能够满足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很多学生在回国前的一刻，毅然割舍了儿女情长，把那份纯真的恋情永远留在了白桦林的土地上。
而那些建立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跨国婚姻，注定要经受现实的严酷考验。
尽管国内把来中国定居的苏联配偶当作专家对待，在居住条件、伙食待遇方面都给予种种特殊的优待，可是由于国力所限，生活水平与她们在苏联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从小习惯了面包、牛奶、黄油、香肠的苏联媳妇们，发现她们整日要面对米饭、馒头、稀粥、窝窝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也波及到苏联侨民的生活。
其次，受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影响，苏联侨民在中国的生活处境也愈发艰难。而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则严重打击了苏联新娘们对未来的信心。
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曾经在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
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苏联的想法。
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苏联定居。我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苏联，可是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56
五六十年代在留苏学生中缔结的跨国婚姻，绝大部分是以悲剧收场的。
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合后回到国内。不久，两人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萨沙。
可是，苏联妈妈不顾中国国情，按照苏联人的习俗，在冬天里给一岁多的小萨沙洗冷水澡，结果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被同事们送到医院抢救才活了下来。可是孩子出院后，这位母亲不吸取教训，又用冷水给孩子洗澡，结果孩子再度发病，最终没能挽救回来。
孩子失去了，年轻父母的心破碎了。不久，“文革”爆发。苏联妻子返回了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个大学生在苏联某城市实习的时候，爱上了当地的一个苏联姑娘。毕业回国后，他利用一次工作机会回到苏联，和恋人团聚了。谁知好景不长，不久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他滞留在了苏联。
第十章 红莓花开（7）
随着两国敌对关系的不断加剧，他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在异乡漂泊的几十年里，他做过锅炉工，当过火车司机，一直在社会底层浮沉挣扎。
三十年后两国关系缓和，他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老同学们团聚的时候，大家几乎认不出这个面容苍老、说话做派已经完全俄化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
李滔感叹道：
“曾经有一位学生，上学时执意要和苏联女友结婚，使馆怎么规劝也不听。回国后不久，婚姻破裂了，妻子回到了苏联。后来他见到我时懊悔不已：‘李主任，我现在才明白你那是为我们好。可是我当时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如今，那些白桦林中的海誓山盟，那些红莓树下的恩恩怨怨，都早已随风而逝，如同寒冷北国凋零的树叶，褪色成为浅淡的记忆。然而，那份纯洁的情感，那份真挚的爱情，却永远伴随《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1）
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友爱化作仇恨，天使变身魔鬼。一切来得似乎如此突然和诡秘。
时隔四十年，无数历史学者还在努力揭开覆盖在这段历史上的扑朔迷离的面纱。
我无意于铺陈事件和背景，也无意于评价两国政治家的偏正得失。
我只想关注这个特殊的人群——留苏学生，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折射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功过评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赫鲁晓夫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的主张 。
赫鲁晓夫的这篇被称为“秘密报告”的讲话，如同落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激起了剧烈的波澜。同年七月至十月，在波兰、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去斯大林化”的群众示威活动，并在苏联的武装镇压下，最终演变成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流血冲突。
在学校里，中国留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仿佛在一夜之间，空气都变了味道。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课堂上，老师们尖刻地批判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苏联同学们分成了两派，整日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挥拳相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在学子们纯洁的内心中，斯大林如同自己民族的领袖一样，具有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击败了法西斯的入侵；纵然有一些决策失误和人格缺陷，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昨天还将斯大林作为“领袖”、“慈父”顶礼膜拜的人们，此刻却把他当作魔鬼来诅咒。有的人为此甚至还和苏联同学争执起来。
中国大使馆组织留学生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强调，中国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文章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一个长远的历史现象，一定会在党的生活中有反映；但我们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
池秀峰回忆道：
“人民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苏联《真理报》几乎进行了全文转载。应当说，这件事在苏联民众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尽管顾忌苏联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私下里对我翘起大拇指：‘你们中国人了不起，真理应该是在你们这边！’”
池秀峰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为他安排了一道考题。
1960年6月的一天，他迎来了五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
由于学习出色，他已经在此前所有的考试中获得了五分。他多么希望能够顺利完成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