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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部分校区。空气中若隐若现的悠扬旋律，早已取代了昔日朗朗的读书声。角落里无处不在的中外演出海报提醒我，这里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
今天，站在这个历尽沧桑的院落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激动。
一百多年前，六岁的光绪皇帝从这个院落中走出，等待他的，是“变法维新”、“帝国中兴”的虚幻迷梦；
五十多年前，也是从这个院落中，走出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肩负整个民族的期待，从这里启程走向世界，去完成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
今天，无数才艺臻备的青年才俊，从这里呼啸启程，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去展现自己张扬的个性，去放飞人生的绚丽梦想。
鲍家街，梦开始的地方。
缘起
说到成立留苏预备部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到1951年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1951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百七十五名优秀青年便云集北京。
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由于时间紧迫，这批学生只是在北京集结一个月，简单了解了一下苏联国情，就匆匆上路了。
到达苏联后，这批学生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俄语基础几乎就是“零”。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了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27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2）
既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又要完成学习和研究，还要逐步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子恒＇U4＇：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语。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28
1951年留学苏联的李振肃＇U5＇回忆道：
“那时学习真是分秒必争！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能够在两节课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内，伏在桌子上打个盹，随即又继续全神贯注认真地捕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列宁格勒夜长昼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晚上从实验室出来再回住处吃晚饭，睡觉就很晚了。设了两个闹钟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实在太困了，两个闹钟一一响过，但在按住闹钟后一下又睡着了。不过猛地又惊醒了，赶快跳起来去上课，居然没迟到。29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5年7月，塔斯社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医师潘世征医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苏联著名科学家认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潘世征一九五一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个俄文字也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二百多种了。”
潘世征＇U6＇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医学专家。出国之前，他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兼卫生部部长。1951年，三十六岁的潘世征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甚至连洗澡前往浴盆放水的这点时间，也要拿一本医学著作阅读。有一次，潘世征照例利用这个间隙读书，忽然感到脚下热气蒸腾。他低头一看，原来看书入了神，水从澡盆中满溢出来都没有发觉。对于潘世征的论文，苛刻的苏联导师给予了最优的成绩。而他在答辩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个个目瞪口呆。30
然而，由于对当地生活不适应，以及对学习压力思想准备不足，个别学员在心理、身体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疗养和考察。期间，林老与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进行了密切接触，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林伯渠归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三百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 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二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
林老建议：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渐渐习惯的）。”31
林老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总理随即做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3）
留苏预备部
1951年12月初，留苏预备学校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经过研究，国家决定将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因此又被称为俄专二部。32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简称北京俄专）是和新中国同日诞生的，其目的在于为新中国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校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毛泽东主席首席俄文翻译的师哲，副校长是张锡俦。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六百名学生。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辅仁大学部分校舍栖身。
1952年6月33，俄专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在五十年代初，王府建筑还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空闲的殿堂廊庑经过简单修缮，就成了俄专二部师生的课堂和宿舍。这时的俄专二部已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
由于王府内空间狭小，教育部又将附近石驸马大街18号——北京女八中的部分场地腾让出来，供留苏预备部学员住宿使用。
每天，学员们要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步行大约一公里的路程。可以想象，当年在石驸马大街上，众多学员夹着书本，成群结队往来穿行，该是怎样忙碌的景象。
据当时的学员回忆，由于教室有限，上课不得不实行“二部制”—— 一部分学生早八点至下午二点上课；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从下午二点上课到晚八点。
“所谓男生宿舍，就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两层的硬木板床，百十号人挤在一起睡觉。连桌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