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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克尔的情况如何，一切正常吗？”我开玩笑地问道，尽管我绝不相信逮捕浪潮会触及保克尔。
“您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匈牙利人打心眼里感到委屈和愤怒。“保克尔对于斯大林来说，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斯大林对他比朋友还亲比兄弟还亲！”
顺便谈谈，这使匈牙利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为纪念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设立，斯大林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被邀请赴宴的有：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保克尔和其他几位契卡人员。当出席者都差不多喝醉了时，保克尔为斯大林做了个即兴表演。他叫两位同事扮作狱中看守，挟着他，而他自己则扮演被押往地下室执行枪决的季诺维也夫。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吊着两名“看守”的肩膀，两腿拖在地上，嘴中大声哀嚎，眼光里充满恐惧。到了屋子中间，“季诺维也夫”跪在地儿死死抱住一个“看守”的靴子，惊恐万分地呼叫起来：“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同志们请叫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观看着这场表演，哈哈大笑。客人们见他很喜欢这出戏，便争先恐后地要求保克尔再来一遍。保克尔照办了。这一次，斯大林简直笑疯了，捧着肚子，弯着腰。保克尔又为自己的表演增加了一段新情节：他没再跪下去，而是直挺挺地站着，向着天花板伸出双手，高声呼喊：“请听我说呀，犹太，我们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呀！”斯大林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笑得岔了气，不得不向保克尔打手势，叫他停止表演。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们在国外听到传闻，说是保克尔好象被解除了斯大林卫队长的职务。年底，我又打听到，克里姆林宫卫队的头头们全换了。当时我还认为，斯大林会放过保克尔的；要知道，保克尔不仅与他脾胃相投，而且还卓有成效地保卫了他整整十五年的生命。然而，就连对这个人，斯大林也没表现出一点人性。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第三次莫甲审判中，亚果达在自己的交待中说，保克尔是名德国间谍。听见这话我就明白了：保克尔已经不在人间。
后记
从本书的引言中可以看出，作者觉得自己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他脱离斯大林政权仅仅是在一九三八年，即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已经达到顶点之时。作为曾卷入斯大林秘密政治的奥尔洛夫来讲，能同过去的恶行划清界限，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如果不是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屠刀已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他显然还将继续为那个政权卖命，尽管他已意识到这个政权正在犯罪。从这一点上讲，奥尔洛夫（也包括巴尔明、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克里维茨基）与象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等斯大林的敌人相比，就不那么光彩了，因为后者脱离斯大林政权，并非迫于生命的危险。
然而，我们难道能以胆怯和延宕而指责奥尔洛夫吗？不，我们现在能掌握如此珍贵的有关那血腥年代的罪证，毕竟还是多亏了奥尔洛夫的动摇。况且，正是有了这些罕见的证据，我们今天才能从内部，从那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机关的核心，了解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秘密。
其实，奥尔洛夫心里所知道的，比他在书里写出来的东西多得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例如，他知道苏联制造伪币去充斥美国市场的事件；他为斯大林窃取西班牙黄金储备出过力；他了解对托洛茨基的一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并用匿名信向后者报过警。他也同样能够以这种方式警告其他一些列入了斯大林的黑名单的人。
总的来讲，他显然十分清楚斯大林在国外实施的一切重大行动，而这些行动的实施手段，同希特勒采取的手段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希特勒只是在那些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里实施这些恐怖活动：而斯大林甚至可以不受这种限制。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奥尔洛夫打算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书，同时写了一篇俄文版中所没有的后记。在后记中；他对苏联随着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集团的掌权所出现的局势做了一番基本的分析。
“由于不具备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权威，马林柯夫必将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拼凑一个由各不同民族组成并要管理三分之一人类的强大帝国而忙于奔命。历史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一期间，自由世界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如果西方放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必将面临整个人类文明遭受到彻底破坏的危险。”
可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奥尔洛夫还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当他刚刚脱离苏联，成为一亿五千万美国人中一个完全的个人时，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在为人、处事上的幼稚，尽管他会在秘密侦察机关中工作了几十年，并成功地完成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交下的各项责任重大的任务。
这种奇怪的幼稚从奥尔洛夫到美国后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为中就开始表现出来了。读者一定记得，他曾给斯大林和叶若夫写过一封信。奥尔洛夫有位堂兄，革命前就移居在纽约，他拿着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巴黎，把信交给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信转到了收信人手里。一个逃亡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许下诺言：只要他的母亲和岳母不遭受内务部的迫害，他就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这一“协议”多么令人惊奇！要知道，奥尔洛夫与斯大林不一样，他无法检查后者是否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我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在接到这位逃亡者送来的信后，立即就下达了有关处置他母亲的命令。难道他还不了解斯大林吗？简直不可思议！
在华盛顿，奥尔洛夫没费多大力就获得了司法部长（当时是弗兰西斯·比德尔任此职）的接见。在出示过自己的外交护照之后。他得到了明确的表示：不会有人为他来美国生活设置任何障碍；他可以居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
时至今日我们还感到惊奇：美国当局居然没发给奥尔洛夫任何可以确认他们的口头表示的文件，甚至连一封写在官方信笺上的信也没有。更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关主动地对奥尔洛夫感过兴趣，包括国务院、军事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他总是个苏联情报部门的将军（尽管他的活动范围是西欧而不是美国），况且当时已是二次大战的前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怀疑这场大战的迫近。
然而，奥尔洛夫确实没引起任何美国官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无所不在的美国记者。大概，这一点正好救了他的命，因为在那几年，许多“恶意不回国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如阿加别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克里维茨基。大概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他们的死，至今都还是悬案。
多年里，奥尔洛夫的首要目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地消失，但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民事意义上的。他不再是奥尔洛夫，而成了某个“贝格先生”。他经常搬家，不仅是变换住房，而且应变换城市，因为他清楚这种手段的作用。他从不去填写什么登记表，尽量避免与人交往，甚至既不作失业登记，也不设法找工作。就连与自己的律师联系，也是通过在预定的报纸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
凭着自己带到美国来的二万五千美元，奥尔洛夫竟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了十五年。当然，迫意味着一斯巴达式的生活：最简单的食物、最必需的衣物、最狭窄的住房。在一个已完全机械化了的国家里，奥尔洛夫竟连弄辆汽车的念头都没有过。
在邻居们眼里，“贝格先生”是个斯文、内向、整日不出门、除了家庭就再无别的兴趣和进取心的人。在这片美国的土地上，他安葬了自己那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在这异国他乡，他送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冷战”的开始。
迁居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后，他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一连五年，他每天都坐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埋头于写作自己这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的书。一九五一年初，初稿完成。然后，他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书翻译成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