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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起一个类似的事件，这里也顺便谈一谈。一九二七年，即发生“公爵夫人事件”的前八年，斯大林得到亚果达的一份密报，说是国家政治治安总局查获了一块胶板，一伙年轻的托派分子曾企图用它次印刷反斯大林的传单。帮助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她是因病而死的呢？原因很简单：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前半小时，人们还看见她活着，身体健康，而且被许多苏联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正在克里姆林宫中参加音乐晚会。那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
阿利卢耶娃摔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与上司的提法近似，认为挪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开枪自杀；另一种则是人们的窃窃私语，断言她是被斯大林所枪杀。
经我推荐到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一位老部下，多少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此事的细节。那天晚上他恰巧在斯大林住宅里值班。斯大林和妻子从音乐会回来不久，卧室里传来枪声。“当我们冲进去时，”卫士说，“她已躺倒在地板上，头发散乱，穿着黑绸缎睡袍，手枪扔在身边。”
奇怪的是，卫士讲述此事时，没谈斯大林在哪儿，也没谈，当枪响和卫队跑进卧室时，斯大林是否也在现场。卫士甚至对斯大林面对妻子的突然死亡有何表情，下了些什么指示，以及是否派人去请过医生，也只字不提我明显地感觉到，此人想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希望我先提问。可是我不敢深入交谈，急忙岔开了话题。
这样一来，现场目睹者向我证实了，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枪子弹夺去的。究竟是谁的手指扣动了抢机，这还是个谜。然而，如果根据我对他们夫妻生活的了解来下结论，那么，可以推断为自杀。
斯大林与妻子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和，这对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后来的内务部高级干部们来说，已是公开的秘密。一手遮天的权力和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使斯大林变得无比骄横。他为所欲为，因为无论他说什么话和干什么事，都只能得到异口同声的赞颂。斯大林居然敢当着妻子的面开一些放肆而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使任何一位自尊的妇女都不能忍受的流氓动作，他妻子为这类举动感到耻辱，而他却从中得到快感，尤其是当这种事发生在宴会或晚会上，在客人面前当众出丑的时候。阿利卢耶娃为此稍有不满的表示，立即会遭到斯大林粗暴的回击：而一旦喝醉酒之后，他就会对她破口大骂。
阿利卢耶娃从不仅势欺人，相反，她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她与其他任何一位妇女都不同，因为她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朋友。她甚至在遇到自己的好友时，如果没有获得斯大林和负责其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首脑的允许，也不能邀请他们去“斯大林的住宅”作客。
一九二九年，在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号召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热情地投入了工业建设高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也想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表示希望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斯大林对此连听都不愿听。她就求助于阿维尔·叶努启则，而后者又得到了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他们共同努力，说服了斯大林，娜捷日达终于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她选择了纺织专业，开始学习粘胶纤维的生产技术。
这样，独裁者的夫人成了大学生。为了使学院里除了院长谁也不知道也猜不出新来的女大学生是斯大林的妻子，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在她系上安插了两名特工，他们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则负责保证她的安全。负责接送她的司机被严令禁止在学院门口停车，只能挤进小巷的角落等候自己的乘客。 后来， 一九三一年，阿利卢耶娃得到了一件礼物——一辆崭新的“小嘎斯”（苏式仿“福特”牌轿车）。从那以后，她去学院就再也用不着司机了。当然，她的车后总有一辆小车跟随，里面坐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她的私人汽车在学院里没有招来任何猜疑——一此时的莫斯科，拥有私人汽车的显贵已经不少了。由于成功地跳出了克里姆林宫那令人窒息的环境，她感到很幸福，以满怀报效国家的热情，投入了学习。
的确，对斯大林来说，允许自己的妻子与普通公民来往，这是一个大错误。在这以前，她都是通过报纸和党代会上的正式发言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在那些报纸和发言中，无论什么事，都被解释成是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无比关心。当然，她也知道，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人民应该做出某种牺牲和放弃很多自身利益，但她还是相信那些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逐年提高的政府公告。
可进了学院之后，她不得不做出这一切都是谎言的结论。这使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了解到工人和职员的妻子及子女被剥夺了获得食物购买证的权利，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食品。她还了解到，无数苏联姑娘——打字员、办事员和其他小职员，为了免于饿死和接济丧失劳动力的双亲，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些被动员去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们对阿利卢耶娃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成批的枪杀、驱逐农民，乌克兰的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个沦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国以乞讨为生。她以为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全部真相，就将学院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叶努启则。斯大林却尽量回避这些话题，并斥责妻子“在收集托洛茨基分子的谣言”。
有两个从乌克兰返回的大学生告诉她，在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已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他们亲自参加过一次逮捕行动，从被捕的两兄弟家中，搜出了几块准备拿去出售的人肉。阿利卢耶娃又怕又惊，回去就将此事转告了斯大林和他的卫队长保克尔。
斯大林决定结束自己家中发生的这种敌对情绪，在极其粗野凶狠地骂过妻子之后，他宣布不再让她返校。他命令保克尔查出那两名大学生，并加以逮捕。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保克尔派去保护阿利卢耶娃的密探，本身就有义务监视学院里与她来往和交谈过的人。通过此事，斯大林还做出了总的“组织结论”：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进行残酷的清洗，特别要注意那些被动员去参加过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
阿利卢耶娃几乎有两个月没能回自己的学院。后来多亏了她的“保护天使”叶努启则的干预，她才获准读完那一学年。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三个月后，有一次，保克尔访客。席间，人们谈到了逝者。有人惋惜她的早逝，说她从不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始终是一位谦和、温柔的妇女。
“温柔？”保克尔尖酸刻薄地反问道，“可见，您并不了解她。她非常暴躁。我真想让您见识见识，有一次，她突然发作，冲着他的脸大骂：你是个虐待狂，你就是这种人！你虐待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还迫害全体人民！”
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这样的吵架，我还听说过一次。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夫妻俩准备去高加索度假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跟往常一样，用污言秽语把妻子大骂了一顿。第二天一早，阿利卢耶娃就忙碌着为出发做准备。斯大林出来后，他们就一起用餐。餐后，警卫员把斯大林的小皮箱和皮包放到车上。其它物品事先已经直接送到了斯大林的专车上。阿利卢耶娃拿起帽盒，吩咐警卫员放进她装东西的皮箱里。斯大林这时却突然宣布：“你别去了，就留在这儿！”
斯大林钻进汽车，坐在保克尔身边，走了。惊惶失措的阿利卢耶娃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的帽盒。
很明显，她没有任何摆脱这位独裁者兼丈夫的可能。整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能保护她的法律。对于她来说这不是夫妻生活，而是囚笼，要想解脱只有寻死一途。
阿利卢耶娃的遗体没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这一情形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因为在莫斯科已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党员死后都应该火化。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