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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列宁同布哈林私交很深，他只是要求其他人也都能象他那样去对待布哈林。
斯大林曾把列宁的“遗嘱”藏匿起来，而且，如果没有克鲁普斯卡妞，他早把这些令他又恨又怕的文件付之一炬了。要知道，在“遗嘱”中，列宁赞扬了自己的每一个最亲密的战友，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后来，斯大林夺得党政大权之后，就采用了比简单地销毁几页文件更有效的手段（从肉体上将“遗嘱”赞扬过的人全部消灭干净），把列宁的“遗嘱”变成了一纸空文。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眼见着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把他的挚友们全部杀光，他当然明白了自己将来的下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自己末日的来临。
一九三七年初，布哈林终于被投进监狱。被捕后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待“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供诉上签字，尽管对死亡的长期等待早已弄得他筋疲力竭了。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有关布哈林的私生活的情况。一九三三年，四十五岁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位绝代佳人——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尽管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年轻的，很有魅力的未婚夫（即著名党务活动家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儿子），可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已经秃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在政治上和仕途上，他运气不佳，可是个人生活中，幸运女神却向他频频微笑。他哪里知道，正在策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刽子手们，已经将其娇妻爱子纳入了逼他投降的人质之中。
内务部也象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安然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证明这一许诺的真实性，叶着夫下令将拉狄克转到布哈林的囚室里去。众所周知，拉狄克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没被判处死刑。
让拉狄克去说服布哈林，是应该生效的。虽然人们对拉狄克极不信任，可总不能否认明摆着的现实——拉狄克听信了斯大林的许诺，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所以活了下来。其实，拉狄克在这件事中的表现还算正派，并没去附合对布哈林的许多诬告。在同布哈林对质时，他甚至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指控作证，这还引起了侦讯人员的明显不满。
斯大林很清楚布哈林同列宁的亲密关系。他知道，布哈林非常珍视列宁临终前对他布哈林所讲的那几句热情的赞扬诺。所以，斯大林决心首先对布哈林心中的依托予以毁灭性打击。即通过法庭向全世界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命令侦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他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了。
为了完成斯大林的这一指令，内务部不得不逮捕一些过去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强迫他们承认，布哈林当时曾对他们讲到过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被迫供认，那个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刺杀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就是在布哈林的同意和怂恿下开枪的。
布哈林曾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但名目繁多的刑讯手段，更重要的是对妻儿的担心，使这一反抗从开始就显得没有多大力量。最后，在叶若夫和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伏罗希洛夫的督阵下，侦讯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迫使布哈林承认道：就算他布哈林真的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这样，斯大林又添了关键的一局。
然而，两天之后，当布哈林看过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后的“审问笔录”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那上面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后来，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看见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协议，他布哈林就从怀疑转为确信，进而生出刺杀列宁和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读完这些要他马上签字的“供词”，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一点不错，斯大林确实是想让过去那种说列宁是德军统帅部的奸细的谣言死灰复燃。为此，布哈林坚决拒绝参加这场正在加紧排练的审判闹剧。
现在，要强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难多了。叶若夫亲自指挥的负责、加工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对布哈林展开车轮战。政治局的代表伏罗希洛夫也继续参与对布哈林的审讯。而在这场对斯大林来讲是许赢不许输的赌博中，关键的王牌还是受审人那年轻的妻子和宝贝儿子。
但布哈林坚决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斯大林无奈，只得在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让步：在法庭上将不提所谓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因此事而产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图杀害列宁，只是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诽谤自己是德国间谋，但要承认参与过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
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友，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时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仅是列宁一个，而且还有他斯大林。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吗？由于有了上述改变，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写。这一次，布哈林被迫签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既然对已经缴械的“证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的嘴巴，把列宁贬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顶尖人物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脑呢？显然，斯大林对这一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为此，作为“证人”之一的原乌克兰政治保安局局长曼采夫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按党的纪律出庭作证时，必须散布一个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谎言。
“托洛茨基说过，”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线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记得他的原话，他当时说：这样一来，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被告人和证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时，必须表现出比对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仅曼采夫的发言如此，就连布哈林的陈述也明显地带有这种感情。当布哈林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无意杀害列宁，只是想将其逮捕之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道：
“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预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会拒捕的。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躲避争执，不是个爱闹事的人。”
布哈林的这一回答，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看，无异是说：列宁不是个敢于斗争的战士， 缺乏勇敢的个性。 对这种公然贬低列宁的回答，公诉人和法官居然能“宽宏大量”地听之任之。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样的字眼去说斯大林，将会受到何等粗暴的训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过警告：不得在陈述中夹带“私货”，或搞“一语双关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将说些什么，而且还取决于他怎样去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发现，他在时断时续的陈述中，极力想让法庭相信：他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罪行负责，也要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管他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想说，”布哈林在法庭上说道：“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所以，作为领导我应承担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恕。”
在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庭上，被告人都会使用自我辩护的权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