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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还给我讲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专访两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侦查中。我的朋友曾协助过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诺夫在最近几个月里暂时担任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和列宁格勒的实际统治者。当我问到尼古拉耶夫是怎么窜入岗哨林立的斯莫尔尼宫时，我的朋友回答道。“麦德维基和孔波罗热茨正是为此事才被撤职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几天就已经有人试图潜入斯莫尔尼宫，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会健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实质性的的东西。显然，他不愿谈到凶杀的任何细节。当我准备告辞时，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语道：“事情太险恶，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
朋友的这个暗示，远比我当时从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点消息更为重要。这个暗示，不仅加深了我对那两种官方说法的真实性的怀疑，而且还向我指明了这场谋杀的症结究竟何在。当时，全苏联只有一个人不会受人非难。“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是针对别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几位同事都在内务部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应该知道这次谋杀的秘密。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朱隆诺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随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审讯过谋杀案，之后又留在列宁格勒，任过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曾是那里的全权统治者。
朱隆诺夫是经我推荐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的副局长，终于说服了捷尔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诺夫在我这个局的某处当处长。的确，我为此费了不少气力。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捷尔任斯基曾反对将这个对于“机关”来说完全是个外来户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后来，我被任命为后高加索边防军司令时，才说妥要米隆诺夫来接替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副局长的职务。几年之后米隆诺夫便靠自己的才能，当上了这个局的局长，并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从米隆诺夫那里一定能最终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内务部交通局局长亚历山大·沙宁邀我去作客。他是亚果达的密友，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的助手，协助后者进行改造苏联铁路的工作。午饭后，主人提议听听唱片。沙宁酷爱俄罗斯古典歌曲，此时几杯酒下肚，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宁指着两套唱片说，那是他特地保存下来的，打算寄到“列宁金矿”给瓦尼亚·孔波罗热茨。他感叹道。“瓦尼亚，瓦尼亚。多好的一个人哟！白白受罪了”他后来又说，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队长鲍克，不久前还寄了一台进口收音机给扎波罗热茨作为礼物。
我认为，沙宁和鲍克寄礼物给扎波罗热茨这件事相当重要，因为他们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敌对情绪的暴露。按斯大林时期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苏联的干部应立即与所有失宠（更别说是进牢）的人断绝关系，哪怕他们是至亲密友。象沙宁和鲍克这些斯大林的亲信，消息十分灵通，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样一条起码的规矩：对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对丧失前程的人，则应尽快与之决裂。因此，他俩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论：沙宁和鲍克都知道扎波罗热茨并没有失宠．给他寄礼物绝不会惹来杀身之祸。
回到莫斯科，我果真打听到了基洛夫案件的内幕，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间，基洛夫开始与其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生冲突。基洛夫的直率人尽皆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自己以往的庇护人奥尔忠尼启则，说他乱发一些有关列宁格勒州工业建设的前后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补委员米高扬也困扰乱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而屡遭基洛夫指责。他多次与米高扬发生冲突，其中一次的前因后果，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次，基洛夫未经莫斯科允许，就动用了列宁格勒军区不动贮存库中的部分食品。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基洛夫这一行动大为不满，认为他越权，干涉了军队的事务。
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说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配给工人的食品储备已全部用光。再且，他是向军区借食品，一旦得到新的补充便会立即归还。然而，伏罗希洛夫深知有斯大林为自己撑腰。不满意这一解释。还气势汹汹地攻击说，基洛夫将部队仓库的食品搬到工厂的柜台上，是为了“在工人中赚得廉价的声誉”。基洛夫气得火冒三丈，以他特有的火爆口气回答道：“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产品，那首先就得要工人填饱肚子！”接着又厉声嚷过：“任何一个庄稼汉都知道，不给马吃草，马就跑不了！”这时，米高扬起来反驳，说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列宁格勒工人们所得到的供给已超过国内中等水平。基洛夫没否认这一点。但他列举了列宁格勒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数字，然后指出，以这些成绩来换取工人的那一点补充食品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应该比其他地区的工人吃得好些呢？”斯大林这时插了话。基洛夫一时按奈不住，又开口嚷道：“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象样些！”
基洛夫的火爆脾气，被看成了对斯大林的不忠。自从斯大林独揽大权之后，就已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哪一个政治局委员，未得到斯大林的允许，不得将任何问题提出来讨论。
于是，基洛夫在政治局中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小小的争执被人为地扩大了，好象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九三四年夏，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这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和几位工业领导人去开会。这些人随身带上各种报表和预算表，马上动身去了莫斯科。他们在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接待室里等了整整两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不抽空接见他们，会议一推再推。第三天，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跟基洛夫通了电话，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形。基洛大的决定十分果断：“要是奥尔忠尼启则今天还不接见你，那你就坐火车回家！”
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果真这样做了。
奥尔忠尼启则在紧接着的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此事。基洛夫的那一决定被认为是“嗾使列宁格勒的干部养成游击习气和不服从中央”。基洛夫极力对此事进行解释，但毫无作用。他忍无可忍，宣布说“我今后仍将照此办理。我在列宁格勒工作，就需要有我的人在身边。他们没必要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
渐渐地，基洛夫与政治局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他开始尽量不往莫斯科跑。最使政治局委员们和斯大林恼怒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包括斯大林在内，没有一个是才华出众的演说家。他们的公开演说总是那么干瘪无力、令人生厌。而基洛夫却恰恰相反，他以精彩的演讲而出名，并懂得如何接近群众。政治局委员中敢于到工厂去向工人发表演说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经是个工人，所以很善于倾听工人的呼声，并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许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党和工业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都想调到列宁格勒去工作，因为他们听说，基洛夫鼓力部下提倡议、搞创新，并乐于提拔那些愿意而且善于工作的人。他在列宁格勒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在列宁格勒工厂企业的领导人眼中，莫斯科各部的人民委员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基洛夫。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的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这次大会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召开的。大会前，一切程序都预先规定好了，就连代表们欢迎领袖人物的掌声也不例外。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鼓掌时间规定为两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应长达十分钟。可是，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团时，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宁格勒代表团欢迎他的激情，带动了整个会场。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持续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会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