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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浪潮”中被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里，如果有人敢于同自己的刽子手分庭抗礼，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皮达科夫。因此，当我听说他轻而易举地就投降了，真是大吃一惊。后来，我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皮达科夫被捕之后，根本就拒绝同侦讯人员讲话，并以这种方式抵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突然走进内务部大楼，要求同皮达科夫谈话。此时已经取代了亚果达的叶若夫恰恰没在办公室。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犹豫了一会儿，才打电话通知内务部监狱，将皮达科夫押来。皮达科夫刚跨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奥尔忠尼启则立即迎了上去，想拥抱他，可皮达科夫往旁边一闪，挡开了对方的双手。
“尤里！我是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奥尔忠尼启则激动地喊了起来。“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对他讲过你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讲完这番开场白后。就要求阿格拉诺夫出去，让他同皮达科夫单独呆一会。后面的谈话内容，就只有他们两人清楚了。
奥尔忠尼启则来找皮达科夫，是真的想帮他一把呢，还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来骗皮达科夫？对此，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作出回答。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梯弗里斯认识奥尔忠尼启则的。当时，我是外高加索边防军司令，他是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中央委员会书记。凭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在单独同皮达科夫谈话时，奥尔思危启则一定是更加激动地，手舞足蹈地向对方达说，他如何为对方的生命而斗争，如何劝斯大林不要把皮达科夫送上法庭
几天之后，奥尔忠尼启则又一次出现在内务部大楼里，而且又一次同皮达科夫做了单独谈话。谈话结束后，奥尔忠尼启则在离开之前，当着皮达科夫时面向阿格拉诺夫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可以不对皮达科夫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起诉，他们甚至可以不出庭作证。毋庸置疑，奥尔忠尼启则肯定对皮达科夫做了劝服工作，要后者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参加审判闹剧的“演出”，当然，是充当被告人的角色。还有一点我敢肯定，即奥尔忠尼启则在谈话中曾亲自向皮达科夫作过保证：绝对不舍判处皮达科夫死刑。
皮达科夫是否听信了奥尔忘记吕则的话？我想是听信了。皮达科夫很了解奥尔忠尼启则，知道他不同于斯大林，他很重友情，至少当朋友尚未对其权势形成威胁时是这样的。皮达科夫还知道，没有他的协助，只上过医士训练班的奥尔忠尼启则是无法领导工业建设的。因此，哪怕从纯粹的个人目的出发，奥尔忠尼启则也应该去为保住皮达科夫的生命而斗争，以便自己将来有个好参谋，好助手。皮达科夫未必预料得到，奥尔忠尼启则实际上是在充当斯大林的说客和帮凶。对这一点，连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谁都知道，奥尔忠尼启则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斯大林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可以要来他予以服从和配合，但未必能够强迫他去扮演说客和奸细这种可耻角色。总之，皮达科夫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处境要比其他被告人好一些，因为庇护他的人，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乡。
显然，皮达科夫就是这样相信了奥尔忠尼启则。他在一份假供词上签了字，而假供词的大意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格茨基很快回信，并通知他说。托派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必须进攻苏联，并将以帮助托洛茨基回苏联夺权作为回报，托洛茨基夺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给予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要求皮达科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在工业部门开展破坏活动，以履行在协议上承担的义务云云。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仔细听取了有关皮达科夫的“交待”情况。听完后，他突然问：如果起诉书里写明，皮达科夫不是通过信件往来，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碰头时直接受领指示的，岂不更好一些吗？于是，一个关于皮达科夫曾亲自飞往挪威同托洛茨基会面的神话就出笼了。为了让这一说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绘制一张所谓皮达科夫从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线图，并在上面标明柏林至莫斯陆的火车时刻表。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巴黎伯热尔教授的医院里。我遇到了斯卢茨基。有关克里姆林宫后来开会讨论皮达科夫案件的情况，都是他给我讲的。
在会议上，斯卢茨基向斯大林汇报说，从他搜集的材料看，必须放弃皮达科夫亲自前往挪威的说法。因为皮达科夫如果乘班车从柏林到奥斯陆再返回，加上从奥斯陆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维克萨尔镇与之面谈所需的时间，至少也得两昼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硬说皮达科夫不在柏林，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要知道，苏联驻柏林商务代办处的材料记载得十分清楚：在那段时期里，皮达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与德国各企业代表的谈判，几乎天天都签署过合同。
斯大林对斯卢茨基的报告很不满意，不等对方把这个神话的全部“马脚”讲完，他就反驳道：“不错，您说的有理，因为您的依据是火车时刻表。可是，皮达科夫为什么不能乘飞机去奥斯陆呢？飞机跑个来回大概只需要一个晚上吧？”
斯卢茨基赶紧指出，飞机只能装载几个旅客（注意，这次所谓的飞行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每个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记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达科夫坐的是专机。为了这种勾当，德国当局当然乐意提供飞机！”
斯卢茨基喜欢吹牛，经常炫耀他有幸面见斯大林。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据他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要我绝对保密。可是几天后我就听说，他同样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把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而且在场的还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员。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皮达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删掉了所谓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实了所谓皮达科夫面见托洛茨基的过程。按照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说法，皮达科夫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专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经挪威官方验过护照之后，便驱车前往维克萨尔，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
这一次，审判组织者们吸取了上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的痛苦教训。警告皮达科夫，不准他陈述“多余的细节”。只要不讲明皮达科夫飞往挪威时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人境签证，其他方面就不应该出什么麻烦了。要知道，说皮达科夫在一夜之间来回飞了一趟奥斯陆，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飞机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飞临挪威上空，就是专门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证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却是当头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达科夫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一“飞行旅游”。仅仅过了两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这样一项通告：
皮达科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飞抵了赫列尔机场，但该机场官员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不曾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
这项通告，对于斯大林及其手下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必须赶紧拿出对策。可有什么对策可拿呢？说飞机不是降落在赫列尔机场，而是其他某个机场吗？不行。众所周知，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才允许民用飞机降落。授意皮达科夫改口，说他根本没在机场，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吗？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说过，他是从柏林坦普尔戈弗陆地机场起飞的。
为了多少削弱一点《晚邮报》那项通告的影响，维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苏联外交部领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证明书，上面写道：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奥斯陆附近的赫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