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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达秤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
从列宁写下“遗嘱”到皮达秤夫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共只过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已成为国家最高一级的活动家。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家能胜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应该归功于皮达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产组织者。
一九三一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斯大林之所以只给他个副职，完全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而且一度十分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才派谢尔丹·奥尔忠尼启则当重工业部人民委员，尽管后者没受过什么教育，对财政和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结果，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形同虚设，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指挥员”和党务工作者都非常清楚：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是皮达科夫。对这一事实，奥尔总尼启则本人也完全明白。而且也予以承认。他经常对皮达科夫说：“您能让我说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学家。虽然您认为这个方案不错，那我就用双手在上面签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之为它奋斗。”
而且，斯大林对待皮达科夫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比对其他原反对项领袖温和得多。斯大林知道，实现工业化计划离不开皮达科夫，而工业化又正是“党的总路线”的核心。所以，即使斯大林对皮达科夫不满意，他也从不坦率地说出来，相反还总是设法迎合皮达科夫，尽管他打算在把对方的“油水”挤干榨尽之后，就割断皮达科夫的喉咙。
皮达科夫亲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过去一直住在格涅兹尼科夫大街上一幢无主的旧楼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两间陋室。皮达科夫从不享受特权，他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斯大林对此一清二楚。为了拉拢皮达科夫，有一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达科夫夫妇上班之际，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员会议事务管理局，派人将他们的儿子和一点可怜的家当搬进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楼。皮达科夫的新家十分宽敞，摆设豪华，可是，对斯大林这一讨好之举，皮达科夫却无动于衷。的确，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
某些原反对派成员曾指责皮达科夫投进了斯大林的阵营，他坚决否认，并声明自己仅仅是要脱离政治。有一次，在同几位反对派骨干成员交谈时，皮达科夫说；“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否保证让国库里有足够的钱！”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当时，皮达科夫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些话，斯大林都知道，但通过内务部密探，他还了解到皮达科夫曾对几个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否认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现在的形势是，如果我们继续反对斯大林，最终将陷入比现在更糟的处境，因为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服从卡冈诺维奇的领导。可我这个人，任何时候也不愿听命于卡冈诺维奇！”
对皮达科夫的这番评价，斯大林是绝不能原谅的。但他很能忍耐，并善于等待。他也不得不长时间地忍耐，因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培养一批有能力保持工业飞速发展的专业技术干部，绝非一日之功。斯大林等待了八年。一九三六年底，他终于命令亚果达：逮捕皮达科夫。
我跟皮达科夫是老朋友。早在一九二四年，我俩就认识了。当时，他负责国家经委，我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分局副局长，同他的部门有着经常性接触。此外，作为检察长，我还是由皮达科夫负责的秘密的“司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司法委员会”是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于一九二四年建立的，专门负责调查有关各工业管理局领导人的案件。委员会有权决定将某个领导人的案件提交法院，也有权根据生产或其他需要决定只给予行政处分。
皮达科夫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私生活。他根本不属于自己：每天上午十一点前上班，凌晨三点才离开办公室。他的工作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忙得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河德。一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一件廉价的，手工很差的西服。他买衣服，专拣便宜的，而且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总显得特别小，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皮达科夫出访德国，并在那里为苏联做了一笔五千万马克的买卖，可他却下榻于一家小旅馆，而且要了最便宜的房间。与皮达科夫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经理实在难以理解：这位大名鼎鼎的，手中握有财经大权的苏联政府要员，为什么身上穿的还不如他们私人公司的低级职员？
皮达科夫有过家庭，可是家庭生活却不顺利。他妻子跟他一样，也是名党员，但她不爱整洁，对家务事几乎不闻不问，还特别爱喝酒。经常发生这样的怪事：皮达科夫需要紧急出差去外地或国外，但家里连件干净衬衫都没有，只好跑去向自己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惜两件。更使莫斯卡列夫和妻子伤心的是，皮达科夫出差回来常常把还衬衫的事忘在了脑后，最后几年里，皮达科夫实际上与妻子离婚了。然而，他俩还是很要好的朋友，甚至还经常往来。这都是因为对独生儿子的爱，皮达科夫按法庭审判达一年，他们的儿子才十岁。
尼古拉·莫斯卡列夫是皮达科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一九三七年他刚好三十五岁，已在皮达科夫身边干了五年。莫斯卡列夫非常爱戴这个领导，几乎踉皮达科夫形影不离，弄得自己的妻子一提起皮达科夫就愤愤不平：她吃醋了。
在对皮达科夫的预审中，残忍的刑讯人员又一次使出了丧尽天良的惯用伎俩——强迫皮达科夫的妻子和挚友诬告他。这种手段带有“正宗的斯大林风格”。自从拉尔任斯基去世后，内务部实际上就完全处于斯大林领导之下。斯大林不只一次地“教导”内务部工作人员说：对付受审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提供的揭发材料。读者一定还记得斯米尔诺夫案，当时，出来“揭发”斯米尔诺夫的，就是他的妻子萨福诺娃和挚友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大林最看重并最擅长的，就是威逼或诱使被告人夫妻反目，父子为仇或兄弟相斗。这样做，既可打击受审人的斗志，又能彻底摧毁其精神寄托，而且，看见政敌家庭破裂，众叛亲离，斯大林就会感受到一股由衷的快感。不能不承认，在报复政敌的手段和方式上面，斯大林确实是个登峰造极的大师。
对付皮达科夫的妻子，“机关”并没费多少力气，很快就瓦解了她的反抗。有关“托——季联合总部”案被告人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她听说过很多。她为自己儿子的生命担心、恐惧，最后，为了救儿子，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前夫。
皮达科夫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有一个小女儿。如果他还象当年第一次跨进皮达科夫的办公室那样，是个半文盲和天真的农村青年，那他肯定会拒绝一切要他诬告自己的首长和朋友的要求。可是，现在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通过与其他党政要员的秘书的接触，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了解政治局眼下的“作风”，深知那些掌握着人民命运的大人物的脾气。他很清楚，既然斯大林给皮达科夫定了性，内务部就一定会从他莫斯卡列夫嘴里捧出必要的材料，他们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逼他作假证完全是无意义的伎俩，因为早在皮达科夫被捕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拟定了对他的判决。尽管如此，莫斯卡列夫还是十分谨慎。他对莫尔恰诺夫说，他同意在诬陷皮达科夫的材料上签字，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要他很熟悉的阿格拉诺夫本人在场（当时，阿格拉诺夫是叶若夫的副手）。当阿格拉诺夫来后，莫斯卡列夫再次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提供对皮达科夫不利的口供，但是，这些口供本身完全是假的。
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