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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他的第一项工作是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然后，他大声宣布，被告们全部拒绝请律师，因此可以做自我辩护。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十六名被告，既然知道法庭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全都拒绝律师帮助呢？要知道，律师至少能为他们说几句话——这是律师的责任。其实，这种怪现象自有其原因，而且十分简单：开庭之前，全体被告人都被迫向内务部作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更有甚者，他们还被迫答应，在法庭上绝不为自己辩护半句。果然，到了法庭上，每当问到他们有无问题需要自我辩护时，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国家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庭开始询问被告人。在持续三天的法庭调查问中，被告们叙述了一个似乎已密谋多年的恐怖行动计划。但是，无论公诉人还是被告人，谁都无法举例证明这一计划已付诸实施。当然，暗杀基洛夫一案例外，但我们已经知道，基洛夫是被斯大林自己派亚果达和孔波罗热茨组织暗杀的。
这次审判之后，斯大林又把杀害基洛夫的罪责硬栽到另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头上。并分别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把他们送上了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之，在这场卑鄙的，旷日持久的牌局中，基洛夫案件成了斯大林的一张“屡战屡胜”的并做有暗记的王牌。
尽管公诉人拿不出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暗杀基洛夫的任何证据，被告们自己却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罪行供认不讳。只有斯米尔诺夫一个人敢于戏弄公诉人。他在回答维辛斯基的提问时，不无嘲讽地说，在他看来，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一切指控都是假货。他不只一次地用辛辣的讽刺暗示所谓阴谋的故事，彻头彻尾都是伪造。他的话，弄得维辛斯基暴跳如雷。当然，对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斯米尔诺夫还是要让步，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先对整个罪名作一番“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然后才就具体问题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那么回事吧”
斯米尔诺夫在自己的“认罪”发言中，用的全是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语调。对此，维辛斯基在作起诉发言时特别强调指出：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维辛斯基指控斯米尔诺夫是地下“联合总部”的领导人，当穆拉奇科夫斯基、德雷采尔、帕尔一瓦加尼扬站起来为这一指控作证时，斯米尔诺夫给他们的回答引得全场大哗，笑声不断，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当时，科米尔诺夫转身面对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说道：“怎么，你们还需要个领袖？那好，就选我吧！”
尽管被告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在预审中承担的“义务”，维辛斯基仍然强调说，他们在很多细节上“没有把话说完”。但他们究竟隐瞒了些什么，维辛斯基却避而不谈。此外，维辛斯基对五个冒牌被告人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在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杯中间，他特别欣赏前两人，并一再煽动他们更加凶狠地诽谤其他被告人。维辛斯基似乎没有发现，赖因霍尔德由于太卖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过火了。
“审判员同志们，”维辛斯基说道，“你们一定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的确，对公诉人的夸奖，赖因霍尔德当之无愧，从审判开始到结束，他都一直在给维辛斯基捧场。为了攻击其他被告。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和超群的记忆力。无论哪个被告人，只要其陈述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赖因霍尔德就会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活象他的同伴因为害怕而故意要向法庭隐瞒什么。甚至当公诉人在某一点上弄错了的时候，赖因霍尔德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对维辛斯基的话“做一点补充”。而这时，维辛斯基也总是对这位被告人的补充洗耳恭听，嘴角还挂着宽宏而善意的微笑。
皮克尔则象个应声虫，不折不扣地重复着赖因霍尔德的每一句话。不，他讲话时显得很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种做作的义愤和激情。
对于维辛斯基来讲，尽管没有物证，但要揭露被告人和发表激昂的起诉演说并不困难，因为对他在起诉中提出的罪名，被告们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反而想方设法予以承认。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骇人听闻的大阴谋，甚至不顾及许多众所皆知的事实，例如，在所谓实施这一阴谋时，这些被告人中相当一部份报本不可能参加，因为他们有的在坐牢，有的在遥远的流放地。维辛斯基在结束起诉演说时高声喊道：“我强烈要求将这群疯狗统统枪毙，一个不留！”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即开庭的第四天，被告们都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底稿交给了莫尔恰诺夫，而后者又把这些底稿送去给叶若夫审阅。叶若夫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底稿中有关被告人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审判闹剧的导演们不愿意让老布尔什维克们向法庭陈述自己那光荣的过去，因为那样一来，全部指控就会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主要的几位被告人曾经参加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经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甚至连他们过去正式在苏维埃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也不准提及，在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栏里，填的全是“职员”。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可以算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在这一幕中，被告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了自己抵毁自己的极限。他们都了解斯大林的报复心和残忍，所以，不顾一切地甚至“超额”地去完成侦讯机关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唯恐让斯大林抓住一丁点借以撕毁其许诺的理由。他们时而把自己骂成是丧尽天良的凶手、法西斯，时而高声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尽管他们心里知道斯大林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革命事业的叛徒。
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尽管有过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经历的警告，可他实在忍不住，居然置这警告于不顾，一开始便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过去，他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连他的爷爷都是革命者，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蹲过沙皇的监狱，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时，仅仅才十三岁，罪名是散发革命传单。
“但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着嚷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
审判长与检察长惊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着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 准备发暗么这暗号只要一发出， 大厅里那些经过训练的“听众”就会大声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别想再继续说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却说不下去了。他流着绝望的泪水，使足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栅栏上。大概，皮肉的疼痛帮助他战胜了精神的软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紧解释说，他刚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和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并不是想替自己开脱，而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不仅沙皇的将军、公爵和贵族会当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