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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在第二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重新获得了斯大林好感的莫洛托夫，根据“主人”的指示，又回到恐怖分子的黑名单之中。现在，法庭上的被告们开始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曾有过谋害莫洛托夫的罪恶念头。更有甚者，这些后来被审判的“阴谋家们”还一口咬定，暗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也是由早在第一次审判时被判决和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拟定的。而当时正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小心翼翼地在供诉中有意地漏掉了莫洛托夫的名字。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当时斯大林还没拿定处置莫洛托夫的主意：不如把他定为阴谋家们的死对头，还是反过来，打入他们的同伙之列
莫洛托夫的遭遇，其他任何一个失宠于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都可能碰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莫洛托夫已经站在了监牢的门槛上，再有丝毫差错，他就有可能从疗养胜地直接被关入内务部的大狱。如果真那样，被告们就肯定会把他说成是反斯大林阴谋中的一个同伙，而被推上被告席的莫洛托夫，在轮到他讲话时也一定会对此供认不讳。关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要知道，他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
第十四章 关键时刻
按照斯大林最早的打算，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至少应该有五十名被告人出庭。可是，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能够出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被告。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答应在法庭上重复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诉。
在这十六个人中，有五个是直接帮助内务部筹备这场审判闹剧的工具。而在这五个帮凶之中，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别尔曼——尤杯等三人是奸细，剩下的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则是“机关”派去执行中央秘令的内应，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被告人。
开庭前的最后一周，全部用于“彩排”：被告们在维辛斯基和内务部侦讯人员导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自己的角色，并在详尽的提示下，背诵自己的“台词”。
选择合适的公审场所。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为此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得由斯大林亲自主持。亚果达提出了好几个地点、斯大林选中了其中最小的一个——苏维埃宫内的十月礼堂。这个礼堂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个座位，而苏维埃宫中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即有名的“圆柱大厅”。更有甚者，斯大林还命令亚果达，在审判大厅里旁听的听众，必须是清一色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任何“局外人”都不得进入，哪怕是中央委员或政府成员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内务部就不仅要保证向法庭提供被告人，而且还得提供听众。
被派进大厅去充当听众的，都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书、打字员、译电员等等。他们得到的通行证，有效期只有半天，也就是说，“听众”是半天一批人。这些人预先都清楚自己的座号，前去旁听时都必须着便衣，只有内务部的头头们才能穿军装出现在大厅里。
过去，中央委员或政府要员若想出席代表大会、阅兵式或其他的什么盛典，都可以从内务部领到通行证，但这一次，尽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会打电话给内务部要求领取旁听公审的通行证，但都遭到谢绝，理由很简单：审判大厅座位有限，通行证已全部分发完毕。
尽管被告们都保证过将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斯大林依然放心不下，生怕哪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法庭上会突然推翻供述，揭露出全部真相。故此，斯大林才不准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出庭旁听。他认为，内务部那些打字员，译电员等职员是充当听众的最合适人选，因为这些人不仅不关心政治、而且多年的“机关”工作早使他们学会了守口如瓶。
被告人的亲友一个也不准出庭。斯大林没有资产阶级法院那种温情，在他眼里，被告人的亲友只配当人质。
由于非常害怕被告人会突然站起来揭穿审判闹剧，审判的组织者们除了严格挑选听众之外，还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以便一旦发现有人“造反”，就立即堵住那人的嘴。
在审判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布置有一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只要危险症候一出现，他们便会根据公诉人发出的信号，跳起来大喊大叫，压住被告人的声音。而审判长又将以“公众”的这种情绪为借口，中断审判，以便“恢复法庭秩序和安静”。不用说，当继续开庭时，“造反者”就再也不会在大厅里出现了。
表示预审结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亚果达和叶着夫出面主持的“鼓励性”谈话。谈话对象是几个主要的被告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叶若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再次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都会得到不折不扣的兑现。同时，他又提醒自己的“谈话对手”，不得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暗示也不行。叶着夫最后警告说，政治局认为，全部被告人是一个被共同责任联在一起的整体，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个人敢“背信弃义”，全体被告人都将承担有预谋地不认罪，不服法律的责任。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开庭，审判长是瓦西里·马尔利赫，一个曾在契卡反间谍处供过职的人，法官们和书记员面向听众，坐在大厅之端。律师缺席：“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政权，不敢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审判。
听众右侧墙边，坐着被告人。他们分成四排，坐在椅子上，前面是矮矮的木栅栏。三名内务部队的士兵，手持刺刀枪，在一旁警卫。被告人对面，左侧墙边的小桌后，是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被告人背后，大厅最远的角落，可以看见一扇便门。从便门出去，便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一侧有几间小屋，在其中一间里，安放着一张小餐桌，上面摆满精美可口的冷盘和清掠凉料。这里是亚果达的“工作室”。他和几名助手坐在餐桌后。通过专门安置的扬声器，监听被告们在法庭上的供诉。其他几间小屋是为被告人和卫兵准备的。在上午和下午的休庭期间，公诉人就应该在这里会见被告人，向他们发布补充指示。重申诉讼规则，这里也是被告人休息和吃东西的地方。
同预审中相比，被告们多少显得精神些了。最后这两个星期来，他们的睡眠好些了，体重也略有增加。但那泥土般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仍然清楚地表示着他们曾遭受过的一切。
然而，并非每个被告人都如此。在被告席上，有几个人看上去格外抢眼：红光满面，举止随便。与他们一比，其他被告人不是无精打采，忧郁不安，就是另一个极端：嚣张，放肆，象是有神经病。因此，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分辨出，谁是真正的被告．谁是冒充被告的奸细。
在冒牌的被告人中．伊隆克·赖因霍尔德最惹人注目。一张肤色健康，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毕挺光鲜的西装。使他看上去很象个演员，而且是明星演员。他坐在第二排的最边上，紧挨栅栏，那姿态，那表情，俨然是个偶然挤上公共汽车的乘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诉人，仿佛只要对方稍有暗示，他就会弹起来予以协助。离他不远，坐着内务部的奸细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没想到自己会挨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坐，所以显得不那么神气。他不时窥视这两个“大人物”一眼，目光中既有恐惧，又夹杂着敬畏。两名曾被内务部派往德国共产党充当秘密代表的“被告人”——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一本正经地翻看自己的笔记本，显然是准备在公诉人召唤时起来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在五个冒牌被告人中，只有皮克尔一个神情沮丧，忧心忡忡。
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眼眶下垂着两团肿泡而沉重的肉团，一副病态的样子。他正在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不时张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紧解开衣服，取下领带。在后来的整个审判中，他都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季诺维也先经常向听众席上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