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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辞如此断然的公报，特别是对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的处决，不能不使人们相信：侦查机关已经确切地查实，白俄流亡组织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然而，就在凶杀案发生后的第十六天上，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报刊上的新说法，将杀害基洛夫的罪责推到党内的托一季反对派的头上。同日，仿佛一声令下，所有报纸毫不留情地向原来的反对派的头目们开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统统被捕。那些日子里一直不离斯大林左右的记者卡尔·拉狄克在《消息报》上写道：“每一个党员都明白，党将以铁拳粉碎这些残匪他们将被击溃，被消灭，被清扫出地球！”
斯大林仇恨过去的反对派首领，这早已尽为人知。因此，国外的社会主义团体深感不安，担心斯大体会以基洛夫被杀为借口，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算总帐。某些外国报纸传言，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处死。苏联当权者认为，必须粉碎这些谣言。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发表声明：“鉴于证据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将不交法庭审理，而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受理。
就这样，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就公布了两种有关基洛夫被杀但完全矛盾的说法。起先指控从国外潜入的白卫分子，后又指控原反对派的首领。在这种情形下，苏联人民自然就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庭审判，希望能听听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的供述。
但是，人民注定要被蒙在鼓里。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诉书正式公布，称尼古拉耶夫与其他十三人是阴谋的参与者。次日，各报又报导说，这十四人已在内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死刑已经执行。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参与暗杀基洛夫一事，都只字不提。
尼古拉耶夫被秘密法庭审判一事，令全国人民因过去的两个矛盾的政府公报所产生的对官方有关说法的不信任感更加加深。人们不禁要问：公开审判尼古拉耶夫，这对粉碎流言蜚语有什么不利呢？毋庸置疑，正是这个当场被捕的人枪杀了基洛夫，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不敢作公开审判？
那些日子我不在苏联．因此只始根据莫斯科各报纸上登载的官方报导来判断。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确信此事有诈，因为无论是克里姆林宫的第一个说法，还是后来加罪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谬论，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第一种说法，即有关一百零四名被处死的白卫分子的说法，因为它纯属天方夜谭。作为后高加索加盟共和国边防军的前司令员，我非常清楚如此众多的恐怖分子要偷越守卫严密的苏联国境。如全是异想天开。除此之外，这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要在公民证制度非常严格，民警的监视无所不在的列宁格勒藏身、更是比登天还难，。再者，大小报纸在报导他们的死刑时。竟一反常规，连罪犯姓甚名谁也不曾提及，这岂不更令人倍生疑窦吗？
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与杀害基洛夫的说法，同样是荒诞不经的。党的历史使我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历来反对个人暗杀，甚至在反对沙星及其政府官员的斗争中，也总是避免采用暗杀行动。布尔什维克认为。恐怖手段是毫无作用的，只能败坏革命运动。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不可能不考虑到，杀害基洛夫将正中斯大林下怀，后者将不失时机地利用它来除掉原反对派的领袖。事实也正如此。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处决尼古拉耶夫之后近一个月，各报又报导说，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普·麦德维基、副局长孔波罗热茨及其他十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处剥夺目由，其罪名是，“在获悉有人正在酝酿杀害基洛夫的情报后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谋杀发生。”
这一判决出乎寻常的温和，实令我大吃一惊：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处十年拘禁，其余的人，包括麦德维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热茨，只被判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为对于斯大林来说，谋杀基洛夫，不仅是对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对他本人的威协：既然内务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于不顾，那么明天，他斯大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样的危险境地。任何一个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满以为斯大林一定会下令枪毙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并要求处死所有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员。他应该那样做，哪怕是为了杀一儆百，使内务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头颅是直接系在领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后，还敢于立即亲自前往列宁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深为了解。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他的列宁格勒之行，的确有些异乎寻常。
斯大林在个人安危上显得特别谨慎，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下面从几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众所周知，每当红场上举行庆典，斯大林出现在列宁陵墓上时，四周都有由一队队精悍的卫兵和一大群来自内务部的贴身保镖组成的人墙。不仅如此，他还要在制服内穿一件沉甸甸的防弹背心，那是在德国专门为他定做的。
斯大林常到郊外官邸。为确保途中安全，他要内务部将沿途街上的居民迁出三分之一，并将腾空的房屋供内务部工作人员居住。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为斯大林的专用交通线，巡逻守卫的“机关”工作人员昼夜不断。值勤人员分为三班，每班人数多达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内，斯大林也不会冒险独行。比如说，他要离开办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宫殿去，也要先由卫队认真地将路上的人统统撵开，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职位高低。
斯大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动身前，他总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专车和在高尔基市的专船同时准备好。有时，他乐意坐专车直接从莫斯科启程；有时，他又要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再由那里转乘专车到索契。预先谁都无法知道斯大林此次会去哪条线路，也无法知道他何日启程。他的专车和专船得提前几天做好充分准备，但只是到出发前的最后几个钟头，斯大林才把此次选择的路线告诉几个亲信。在他那安装有特制护板的列车前后，各有一列坐满卫队的列车。斯大林专车上的储备极为丰富，足以渡过为时两周的围困。一有警报，专车窗外的钢甲护板便会自动关闭。
斯大林虽然自诩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但却从来没在工作时间去过任何工厂，因他害怕与工人直接接触。
斯大林谨慎小心的事例，简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难以相信报纸的报导，说他胆敢冒险到列宁格勒去，要知道危险的恐怖组织刚刚才在那里活动过，那里的内务部人员连基洛夫都没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想到：杀害基洛夫是一个人单独干的，而有关被侦破的恐怖组织的说法，纯属乌有。
基洛夫被杀之谜，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苏联后才知道。经芬兰到列宁格勒后，我曾到内务分局大楼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线电话与莫斯科联系，并预订一张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车的卧铺票。在那里，我碰上一个新上任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领导人。内战时，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红军部队里呆过。谈话中，我们自然谈及自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原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原局长麦德维基和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后，实际上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他们在那里过得挺不错，当然，比在列宁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还补充说，麦德维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亚去看过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里，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宁格勒，并且跟过去一样，列车上总是单独为她安排一个头等包厢，服侍也特别周到。
朋友还给我讲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专访两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侦查中。我的朋友曾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