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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会发生什么事变，彻底结束那无休无止的恐怖恶梦。
最后，是莫斯科自己决定了我的命运。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叶若夫的电报。此人当时已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并于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儿的苏联舰艇“斯维利”号，与一个“您很熟悉的同志”见面。同时还指出，我前往那里时，必须乘坐我们驻巴黎使馆的汽车，并由苏联驻法国总领事比留柯夫陪同：“鉴于所面临的任务十分重要，此人作为联络员是非常适宜的”。
电文很长，很罗峻。叶若夫及其随从，都是才从中央机关调到内务部的，与现在被镇压了的原内务部头头们相比，显得太没经验。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这些人挖空心思，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反而露里了自己的企图。毋庸置疑，“斯维利”号舰艇将是我的浮动监狱：我的回电是；将于约定之日到达安特卫普”。
七月十二日，同事们纷纷聚集在巴塞罗那的官邱旁，与我告别。我觉得，他们都知道我将走向陷阱，而且深信我会掉进去。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便到达法国边境。辞别了卫队和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那位与我形影不离的便衣后，我就由西班牙司机送到了佩皮尼扬市的一间旅社，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我。接着，我们坐上一趟夜间的特快列车，次日凌晨便到了巴黎。这下，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从沉没的轮船上脱了险，而且是那么出乎意料，既没预先准备，也没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内务部在法国的间谍网极为严密，不出两天，叶若夫的特务就会找到我的踪迹。这就是说，我必须尽快逃离法国。
“对我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之处是美国。我给美国大使馆挂了电话，请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电话。但当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前一天，使馆的人回答我，说大使不在。于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议：找加拿大代办处去。在那里，我出示了外交护照，并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借口是想把家属送往魁北克度夏。
苏联与加拿大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我很担心加拿大代办处拒绝我的请求。但这位曾担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长的代办处负责人很同情我们。他主动以自己的名义给魁北克的移民官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我以帮助。一并把信交给了我。同时，我们又在代办处大楼里碰上了一位牧师。他与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说，加拿大的“蒙克利尔”号轮船恰好今天要从瑟堡起航，而且还有几个空位。我急忙赶往船票代办处，妻子则直奔旅社去接女儿。当我们三人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正好要开动。几小时后，我们便顺利地登上了轮船。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离开了欧洲。
我的女儿是轻松愉快地踏上这次旅途的。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晓得该如何向她解释，要知道，她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伙伴、两个奶奶和祖国。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国外，而女儿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从没蒙上过丝毫阴影。由于急风湿关节炎。她很少有机会观察到现实生活，所以根本不了解祖国同胞的深重苦难，更别说斯大林政权的残忍了。我和妻子从不想打破她的各种美丽的幻想。女儿从小就特别憎恶任何粗暴的行为，同时，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们知道。由于风湿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暂，因此尽量不让她知道真情，当然，这个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罗斯人民的悲惨命运。
很难向她解释我们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还是明白了。她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哭得十分伤心。她心月中那个理想世界，到头来竟是一片虚幻，过去那些美丽的幻想。统统变成了泡影。她曾为父母在国内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战斗过而自豪，可现在，却为我们而痛苦。一夜之间，她长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覆写件同时寄给了叶若夫。在信中，我向从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认识的斯大林谈到自己对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于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们的两位母亲的性命。我知道，恳求斯大林不对她们下毒手，唤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一种适合对付斯大林的办法。我鼓足全部勇气，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恶气出在我母亲的身上，那我就将他的一切罪行公立于世。为了证明这不是拿空话来吓唬他，我特地拟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单附在信后。
除此之外，我还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务杀害，我的律师也会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于我深知斯大林的为人，所以我确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视为儿戏。
我卷入了一场赌博，一场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赌博。但我坚信。斯大林肯定会推迟对我的报复。在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把我绑架住，没逼我交出秘录之前，他是不敢下手报复的，当然，他会不遗余力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但这只能在他坚信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暴露之后。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离西班牙一个月之后，我带着美国驻渥太华代办处负责人给的入境签证，抵达了美利坚合众国。
到了美国，我立即带着律师前往华盛顿。我向那里的移民局局长递交了声明，宣布与自己祖国的政府脱离关系，并申请政治庇护。
另一方面，斯大标对我的追杀马上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了十四年。在这场较量中，斯大林既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又动用了大批秘密特务。而我这一方，则仅靠自己的远见和识别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亲人，即妻子和女儿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来应付。
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给我俩的母亲以及在苏联的朋友写信，以免他们的生命受到危害。对他们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断定母亲已不在人世，所以决定将这本书拿去发表。二月里，我开始与《生活》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洽商，淮备发表某些章节。可就在商谈之时，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扫兴，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时候，那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于世，就会认识到为自己隐瞒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
斯大林之死，并不意味着我一辈子从此既突然无恙了。克里姆林宫为着保住自己的秘密，仍将不遗余力地找我算帐，哪怕仅仅是为了警诚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一九五二年六月，于纽约
注解：
①尼·伊·叶若夫（一八九四——一九三九？）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历任州党委书记．苏联土地部副人民委员、党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十七大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工业部部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运输部人民委员，一九三大年九月接替亚果达兼任内务部人民委员，组织实施了被称为“叶吉夫恐怖”的大清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一九三九年被捕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译者注。
第一章 寻衅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用左轮手枪一枪击毙了列宁格勒党组织头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凶手当场被捕。莫斯科当局立即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斯大林亲自率领，来到列宁格勒调查凶杀始末。
这次暗杀的细节至今未公之于世。这个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的？他是怎样成功地靠近基洛夫的？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迈出这亡命的一步：是政治谋杀还是私人仇杀？种种问题令案情蒙上了绝密的外衣。
政府的第一个公报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从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窜入苏联的众多白卫恐怖分子之一。几天之后，苏联报刊又报道。内务部已经逮捕并处决了一百零四名白卫恐怖分子。于是，在报刊的鼓动下、一场反击“窝藏在西方”的白卫组织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