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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林的名字。
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也是奥利别尔格“供”出来的。起初，他在高尔基州内务分局受审，后来，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尔恰诺夫和科什的监视下受审。我曾有幸读到费多托夫的供诉，所以我估计他一定会在被审席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供诉中说他是奥科别尔格的得力帮凶，并蓄意杀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没出庭。也许，审判的组织者们信他不过，害怕他改变在内务部受审时所交待的口供。
费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当然是在莫尔恰诺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这些“同案犯”中，本来还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约费。但莫尔恰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向斯大林汇报费多托夫的供诉时。斯大林突然说：“把约费的名字删掉。我们根本用不着他！”这话使莫尔恰诺夫大感意外，因为在两周前，正是他斯大林亲自下令把约费当作同案犯写进费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员，奥利别尔格在供诉中提到过他们。对他们的审讯，是由克德罗夫进行的。克德罗夫原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员。后编入该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领导的侦讯小组。我们在此说到的克德罗夫是小克德罗夫，大约三十二岁，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以在阿尔罕格尔斯克极其残暴的镇压沙俄旧军官而出名。那次镇压，是在红军刚刚攻克这座城市后进行的。两年后。老克德罗夫被诊断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但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中央就让他退休。为他拨了一笔特别养老金。
老克德罗夫的外貌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个子、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相貌英俊，脸色黝黑，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样灼灼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头象乌鸦翅膀一样的黑发，始终是蓬松散乱的。那双特别生动的眼睛，好象时刻都在燃烧。也许，那是疯狂的火焰。
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撬开了另外五个犯人的口。谁也弄不清他能够感化受审人的真正秘诀是什么。反正，莫尔恰诺夫很满意他的工作，特别在例行会议上表扬了他，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侦讯员。
有天晚上，我同鲍里斯·别尔曼去见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正打内务部大楼的一条走廊经过时，突然从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我们见然止步。掀开门一看，见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此人是原沙俄驻法大使的孙子。涅利多夫的面孔因恐惧而变了形。侦讯员克德罗夫也正处于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一见到自己的上司别尔曼，克德罗夫赶紧进行解释，说涅利多夫刚刚供认了想杀害斯大林，却又突像翻供。“瞧吧，瞧吧”克德罗夫歇斯底里地嚷道，“瞧吧，瞧吧，他已经写了：‘我承认自己参加过’可突然又停笔了，不愿再写下去。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我要亲手掐死他！”
克德罗夫在上司面前如此不检点，真使我大为吃惊。我诧异地看着他。猛然间，我发现他眼中有一道磷光和闪烁不定的火花，与他发疯的父亲双眼中的一模一样。
“瞧吧！这是他亲自写的”克德罗夫继续嚷道。
克德罗夫的那副模样。仿佛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过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仿佛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视了一下涅利多夫，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张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文静脸蛋。很明显，克德罗夫把他吓坏了。他陪着负罪的笑脸。喃喃地对克德罗夫说道。“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握住的笔不听使唤。”
别尔曼命令克德罗夫停止审讯，把受审人送回囚室。
进了斯卢茨基的办公室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样的场面已经屡见不鲜。别尔曼对我和斯卢茨基说．几天前，他和几个干部听到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有疯狂的尖叫声，马上就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克德罗夫失去了理智，杀气腾腾的，正在指责受审人妄图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这个受审人是列宁格勒马列主义学院的教授弗里德兰。“我一下子呆住了”，别尔曼讲道，“能看到了那个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当于男人的两个拳头‘克德罗夫同志，你不能这样呀，不能说这种话呀！’弗里德兰这样低声嘟哝着，显然被侦讯员吓住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克德罗夫发疯了”，别尔曼继续讲道“假如你们能听听他是怎样审问犯人的，就一定会下决心把他赶出侦讯小组，他的逻辑太混乱，思维太模糊不过话说回来，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时。的确又比最优秀的侦讯人员来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对某些人有一种魔力”
别尔曼还说，在墨水瓶事件后他找过莫尔拾诺夫，请求他别再让克德罗夫作侦讯工作。但莫尔恰诺夫不同意，并说克德罗夫只要还能从犯人口中挤出口供，他就不会辞掉他。
许多对莫斯科审判持批判意见的外国人士都有这样一个猜测：被告之所以认罪，一是因为受了催眠术或特殊的刑的影响。但我从没听侦讯人员们说起过这种事。至少在第一次审判时没动用过这种手段。即使用过。我也一无所知。我确信，克德罗夫具有某种催人入眠的奇异本领。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涅利多夫当时的表现，正好说明他具有这种功能。
克德罗夫最终还是没有征服涅利多夫。与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出生于一个被革命推翻了的贵族家庭，没入过党，因此没有丝毫“党员的责任感”。任何诡辩也不能说服他，使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跪在党面前。诬陷自己，承认自己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审判的组织者们曾打算制造一种有关托派分子与沙皇大使的子孙，为实现共同的“恐怖纲领”而狼狈为奸的神话，但由于涅利多夫的“冥顽不灵”，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看见是克德罗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