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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任弼时讲话。
周恩来朝着正在北房台阶上来回踱步的毛泽东问道：“主席讲话吗？”
“不讲了。”毛泽东摆了一下夹着香烟的右手。
不料，大家热烈地鼓起掌了，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毛泽东那极富感染力的讲话了，在即将踏上胜利征途时，多么希望能聆听毛泽东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啊！
毛泽东理解大家的心情，他止住脚步，大手一挥，像发表宣言似的大声朝大家说道：“同志们，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人群中有人突然说了一句：“一年多没有听毛主席讲话，请主席多讲几句。”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大步走下台阶，来到大家面前，充满激情地说：“咱们都是转战陕北的战友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一年多，你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这要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记得吗？那次十几天的急行军，走了几百里、上千里的路程，打了沙家店，我们就算翻过了山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陕北战争中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现在要到华北去，还是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华北的最高山脉，路上还有敌人，虽然我们有部队掩护，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仍要提高警惕，不能粗心大意。到河北平山县一带，那里条件要好些，对指导全国有利，所以我说，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山拗，我们在全国也将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
动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由警卫班长张瑞歧引路，专程去看望老的马夫侯登科。
侯登科是专门给毛泽东饲养牲口的马夫，一直跟随毛泽东的老青马就是他一手喂养的。他喂养牲口的精细讲究程度，在陕北老乡中是出了名的，他养的老青马滚瓜溜圆，皮毛油，而且很通人性。
正在牲口圈里忙活的侯登科没想到毛主席会来，虽与毛泽东朝夕相见，可他看见毛泽东微笑着走来却有些手足无措，。两只手不自然地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毛泽东笑微着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老侯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刚张口说了声“主席”，就说不下去了。
毛泽东带着分别时特有的心情，关切地说：“老侯同志，谢谢你。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都是你喂马给我骑，今天我要坐汽车了，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吧！”
侯登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颤动着双唇，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对毛泽东的深深谢意。
毛泽东眼里也分明噙着泪花，他转身来到老青马身旁。
老青马看见自己的主人来了，摇头摆尾。毛泽东两只手不停地抚摸着老青马，若有所思，似乎在说：老青马，你陪着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跋涉了多少山山水水，今天我是来与你道别的，谢谢你了。
毛泽东就晋西北土改中“左”的做法对后委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究竟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要早日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带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汽车先走。前委和后委的其他人员由杨尚昆率领，从塔村步行前往西柏坡。
出发之前，3 月25日下午，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行动的路线和注意事项，并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毛主席这次由陕北到河北，是因为已经完成了留在陕北的光荣任务，是为了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向胜利进军。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会合了。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还要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有敌情观念，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要努力奋斗，为全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月26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吉普车，其余领导乘一辆吉普车，随后是电台人员和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离开了双塔村。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中央首脑机关终于告别了马背上的颠沛行军，乘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在中国革命征途中有着深刻的喻义。
55．建立报告制度
在离开双塔村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集中权力于中央，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提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宣传工作，培训大批干部等，以便强化全党的指挥系统，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为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之中，为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主权，这有助于克服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助长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有的地方领导人遇到重大问题往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行完全统一的领导。
早在1 月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4 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一制度开始实行之后，毛泽东经常督促，要求各兵团及各地负责同志“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在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领导人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泽东十分满意。3 月8 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3 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取小平：“寅齐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一天，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