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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上，而且还有不少别系、外校的青年从老远赶来听。”
是呀，胡适作为名教授，也扪心自问地感叹了一声。他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袍。臂弯和衣领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钉，皮鞋的四周也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低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他讲话的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他的表情是那么宁静，即使他的话激起了满堂的笑声，那苍白的脸也始终不会露出一丝微笑。但只要他一打开黑底红色的条纹布包，一开始讲课，教室里就会发出一种沙沙的细响，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的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
“是呀，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胡适终于自言自语地问出了声。
蒋梦麟深思熟虑地说：“在这专制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的中心。树人先生讲课的特点，就在于他突破了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让人处处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批判的锋芒。”
正在这时，李石曾气喘吁吁地来了，手里还拿着份《时事新报》。
他神色有点慌张地将报纸递给蔡元培，说：“你先看看，千万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避免摩擦。”
蔡元培匆匆一阅，脸色有点愠怒。见众人不解，便将报纸递给了蒋梦麟。蒋梦麟终于轻声念了起来，教授们听得大惊失色。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
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
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张作霖曰：“可不是。”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阁员以他语
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所言多在可解可不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
失色者也。
李石曾担心地说：“这两个军阀不比段祺瑞，一个出身布贩子，一个是马贼，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我想去运动政府，为缓和摩擦起见，派蔡先生出国考察大学教育，先避一下再说。”
蔡元培突然赌气地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
“我不走！再说对付反动军阀，避也不是个办法。”
蒋梦麟想起孙中山“率领三千学子，助我革命”的嘱托，终于目光炯炯地对李大钊说：
“看来在中国，非发动一场革命不可”
胡适是消息灵通之士，他沉思片刻，权衡利弊后说：“蔡先生还是避一下为好，现在曹、张二人正和徐世昌讨价还价，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一千多万的军费。徐世昌想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俩早日离京，可二位偏偏不走，还想让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我想他们折腾一阵子后迟早要走。对付这帮丘八大帅，犯不着动真。”
众教授一致同意，便委托李石曾去疏通关节。他带着李平原背出李鸿章的名头，找了一些北洋旧僚说情。徐世昌也想息事宁人，巴不得蔡元培不在眼皮底下。范源廉又重新出任了教育总长，所以很快就批准凑巧罗文干等人也要赴欧洲考察司法，正好结伴而行。
临行前，蔡元培又做了几件事。一是先后两次在北大召开授予名誉学位典礼，第一次授予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理学博士儒班、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杜威为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刚访问完苏联，带着他的情人，年轻的社会学家多拉·布莱克同行。当时的中国，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一是“罗素研究会”的成立，二是《罗素月刊》的创办。罗素对现象世界和现实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佛教哲学的吻合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时，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给那些已被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吸引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的情人在女子学校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演讲也很有影响力。她在演说中毫不掩饰自己与罗素的关系，赞扬苏俄对男女关系的改革，告诉中国青年要大胆站起来，反抗旧的婚姻模式，追求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自由。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和布莱克带来的信息是过于激进他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英国驻华使馆曾几次想赶他们回国，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在湖南，毛泽东听了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用教育和启蒙方式实现的观点，非常警惕和反感。他在给法国的蔡和森信中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只是温和地等待，革命将是遥遥无期。但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却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连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追溯徐志摩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一点感情的线索。罗素来中国时，他已经在美国。一天他忽然惊悉了罗素的死讯，悲痛地哭了一场，还做了悼诗。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已回剑桥去了，就毅然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直奔英国，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学一点哲学。没想到当他抵达英国时，发现罗素不但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理由是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蔡元培出国前还去了趟长沙，他是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去参加学术演讲活动的。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
一天傍晚，师生俩在湘江边散步。毛泽东谈起蔡元培夏天时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的事，大为赞叹。没想到蔡元培却天真地说：
“我试图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像孔孟的许多观点，就包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还有男女平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我发现西方许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找到源头。”
毛泽东听了暗自叫苦，却不敢当面直说，只是觉得这位蔡先生实在单纯的太可爱
他又谈起想倡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蔡元培听了欢喜得满脸放彩，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共产党人。
当师生俩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后他俩将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第06章 红色缅怀（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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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日内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在蔡元培下榻的美景旅馆窗外，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天上午，湖畔传来了军乐声，原来当地正在为病故的青年军官举行葬礼。葬礼非常隆重，还出动了飞机在湖面和空中来回飞翔。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蔡元培的心，就在这时候，门房送来了蒋梦麟的唁电：
夫人黄仲玉不幸于一月二日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
他终于被一种巨大的悲哀击倒只觉得人像丢了魂似的喉头发哽，手脚冰凉，牙齿咬破了嘴唇，殷红的血滴落在异国的地毯上。这天晚上，他独坐旅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冷孤寂的冬夜。面对大西洋的滔滔海浪，淼淼烟波，遥望凄风惨雨的东方故国，萦念黄泉路上的孤苦妻魂，牵挂失却慈母的孤儿弱女，想想自己生不能卿卿我我慰爱妻之心于万一，死不能有抚爱妻之棺以护其灵，一颗心终于碎
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