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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这浑号还是当年在日本时取的，周树人喜欢熬夜，又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经钱玄同命名，就在朋友间叫开
周树人一看是他，也不示弱，边放下笔起身让座，边调侃道：
“是爬翁真是难得的稀客。”
这里也有个典故，钱玄同这人喜欢热闹，最爱激动。当年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课，他一冲动就要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自然就成了“爬翁”。而黄侃更是不客气，干脆直呼其为“钱疯”。
钱玄同脱去长衫，放下大皮包，坐在藤椅上，望着屋里到处挂着的碑帖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
周树人沉默不语，脸色发青地点燃一支烟。记得刚从日本回来时，他还特意带走了一束樱花，如今上哪去寻找那片绚丽的云霞二弟来京后，把腾出的房间挺雅地作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生不出这份闲逸的兴致。每天办公回来，就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最近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夜间，不知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都会大怒而起，拿着竹竿穷追不舍。他长吁了一声，苦笑道：
“我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
钱玄同说：“这又何苦”
周树人又深吸了一口烟，无奈地说：
“我承认，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又受了奴隶的骗，成了他们的奴隶！”
钱玄同试探着劝道：
“我想，你应该写点文章，用你的笔去改变这一切。”
“改变？”
周树人惊愕地瞪大眼，有点冲动地站起身比划着说：
“中国好比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又极难打破。里面躺着许多熟睡的人，快要被闷死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的，所以感受不到临死的悲哀。现在你却大嚷起来，要他们感受这临死前的痛苦，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钱玄同也激动起来，目光炯炯地反驳道：
“既然已经清醒地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啊，说到希望，那是不能抹杀的！”
周树人点点头坐了下来，他心里已意识到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就是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周作人也从隔壁房间踱了出来，与钱玄同打着招呼：
“玄同兄！你们聊得好热闹”
周作人因最近接到蔡先生的聘书，让他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也增至240元，心情舒畅多
“启明，来，一块聊！”钱玄同从皮包里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了周氏兄弟。
“实不相瞒，近来我们《新青年》销路不佳，想恳请二位赐稿，鼎力相助”
周树人笑道：“看来你们是觉得寂寞了，既没有人大声赞同，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他理解《新青年》同人的甘苦，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
钱玄同有些尴尬地解释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改组，想从明年起轮流主编一期刊物，适之、守常、半农还有沈尹默、高一涵都答应加入进来刊物的面貌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要打倒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