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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还好许寿裳想推荐他来教希腊文学。我看你们兄弟俩，干脆一齐来北大算”
周树人又点燃了手中的烟，缓缓地吸了一口。也好像有意地岔开了话题：
“启明这人喜欢闲适，见我这些年一直在辑校古书，也在乡间教书之余，帮我收集些资料，校勘起古籍来”
他顺手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递给蔡元培。
“这部前年编定出版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也可算是这些年我们兄弟合作的产物”
蔡元培轻轻翻开书的扉页，仿佛从淡淡的墨香里，又看见一颗无力抗争而不甘颓废的灵魂，在漫漫长夜里暗自地挣扎。
听许寿裳说，豫才这些年是全身心的钻进了故纸堆。不但开始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这次春节回乡探亲，又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如果时间倒退二十年，他这位大清翰林院的蔡编修，也许会以好古之心，欣然投入这整理国故的行列。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这些年来，他们不但共同经历了西方列强的铁船利炮瓜分中国的灾难，也目睹了昔日的东瀛小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因学习西方迅速崛起的事实。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两人都曾怀着一腔救亡图存的热情，饥渴地寻求过救国的各种思想武器。也就在这次途经上海时，他曾特意拜访了刚结束囚禁的章太炎。这位昔日意气风发地想以保国保种的旗号实现文化复古理想的国粹派领袖，终于被严酷的命运折磨得神情黯淡起来。面对老友，他不无感伤地承认道：
“看来在目前的中国，文化复古还是乌托邦，只会给统治者争夺旧交椅提供口实。”
蔡元培呷了一口浓茶，想起了前几天宪政讨论会等十一个团体为他和梁启超的先后到京，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大会。就在那天的会上，面对着六百多位崇拜者，梁启超又一次鼓吹起他那著名的新民学说。他的讲演稿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抄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一手秀丽的书法被宣纸一衬，十分美观。蔡元培不愧是个老实人，他瞥了一眼周树人，慈祥的目光里闪射出一种敬佩之情。
“豫才，那天你真该随我去一睹梁任公的风采。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这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广东人，穿着件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度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眼光向下面一扫，紧接着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虚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最精彩的还是他参照西方政体提出的新民说，他大声疾呼要把培养富有革新创造精神的‘新民’，涤尽国人的奴隶根性作为二十世纪广大爱国志士的共同目标。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把国民性的改造摆上了改造中国的议事日程。梁任公可是位真性情的大学者，演讲到后来便成了手舞足蹈的表演。时而顿足，时而狂笑，时而掩面，时而叹息。他写的讲稿几乎都能背下来，有时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只要敲几下，记忆力就又畅通起来。最好笑的是每当他敲头时，我们都屏息以待。一当他想起来了，大家都跟着欢笑起来。”
周树人青灰的面颊因激动渗出了红晕。他发狠地吸了口烟，喃喃自语道：
“涤尽国人的奴性，这话说得好。只是弯腰曲背，在中国已成了一种常态”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鼓动起来。“豫才！该振奋起来了，让我们一起投身到改造国民性，培养‘新民’的革命潮流中去。”
周树人讪讪地自嘲道：“我也知道自己的灵魂里有许多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却又做不到。蔡先生，说实话，我一直敬佩您。您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待人处世总是往好处去想。而我却做不到，我的经历和处境决定了我只能是个悲观论者。我的性格里还藏着一种很深的师爷气，习性又不好，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就多疑虑，就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在日本时，革命党人曾令我去暗杀，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但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革命党人面对我这样的孝子，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
蔡元培终于被他的坦诚和幽默惹笑
周树人总算来了情绪，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接着往下说：
“所以我也不可能成为革命者。革命者是必须遵命的，叫你去做什么，是不许问的。而我却要问，还喜欢估价这件事的价值。有时还爱唱唱反调，您看我这样的人能革命”
补树书屋弥漫起浓浓的烟雾和欢笑。两人的谈兴也越来越浓，蔡元培自从进京以来，心情还从没有这般畅快过。周树人仔细地听完他的办学思路，又恢复了凝然冷坐的姿态。他缓缓地点燃一支烟，用一种冷峻的师爷腔分析起利弊和得失。
“蔡先生，您单身北上，一进北大就亮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之道，这说明您主长北大是胸有经纬的。所以这些天教育部一班好事者也都在议论，说先生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想用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精神来整治北大。但有几点豫才并不敢苟同。一是现在北京风传有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为首的一批浙人，想打着您的牌子，借范源廉之手左右教育界。范源廉又是靠近段内阁的人，袁希涛已在部里表示不满，长此下去可能会对您和北大不利。二是凭您的声望和气度，相信能聚集一批新派人物。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的黑暗都浓缩在一起这老北京又是只大酱缸，您真动起真格来，北洋政府和那帮达官贵人能容忍还有，许寿裳给了我几本《新青年》，说里面有许多谬误，我看倒不见得。只是中国历来的文人，都摆脱不了官的帮忙和帮闲的套路，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又多数是从旧营垒里出来，带着很深的名士气。他们那种狂热的反叛精神终究能维持多久会不会呐喊一阵又回到老路上去？我真不敢恭维。蔡先生，豫才以为目前的北京不是真正能做事情的地方，非久留之地呀。看！我的坏习气又出来”
蔡元培却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了，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寒冷的冬夜，在这郁结着女吊鬼气的旧式会馆里，他聆听着一位蓬头长发的“无常”的内心独白，真是感触万干，难以平静。豫才兴许很久没有这样说过话了，眼睛熠熠放光，兴奋地给火炉加炭，又拿出回乡时带来的青鱼干、酱鸭肉和一包茴香豆，用锡壶温了一瓶酒，便饶有兴致地与自己敬重的先生围炉小酌起来。
几杯热酒下肚，面色酡红的蔡元培便醉意矇眬起来。他打量一眼这当年进京赶考住过的会馆，回想起近二十年来投身教育的经历，动情地说：
“豫才！自从发誓以教育救国这一天起，先是回乡办绍兴中西学堂，又去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教师，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直至辛亥后出任教育总长。真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流逝了，现在我是以天命之年出长北大呀，冥冥中总觉得这是上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舞台唉！人是需要舞台施展抱负的。当年随我一起挂冠而去的张謇和张元济，如不是抓住实业和商务印书馆，又如何在民国的历史上再度辉煌？说实话，从秉性上看，我是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与孙文、黄兴等职业革命家相比，我最多只能算个书生型的政治家。所以，这次出山，不管前途多么艰险，我都只能拼死一搏。豫才，我这次单身北上，手上只带着‘自由’和‘兼容’两件武器。我是想把西洋文化的自由与理性，与中国文化的中庸与良心兼容在一起。不光是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型的大学，更希望通过引进《新青年》，创办各种学术团体，造就一种新的自由的空气，一种自春秋战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说到这里，气度沉雄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树人。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过于理想化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党和政体之外，才会有希望。所以黎元洪几番相邀，都被我谢绝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