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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白宫官邸召开了会议。我将在晚餐后去白宫见希拉里，他丈夫白天外出了，晚上１１点以后才能回来，克林顿回来之后会与我面谈。副总统多次打来电话。麦克正在路上，我们用电话交谈了一会。戈尔直截了当地说：总统想当晚就解决我的任命问题，并立即进行新闻发布。当天下午晚些时候，ＣＮＮ发布了这条新闻，说白宫正与我商谈，还说乔治可能因此而被降职。白宫中有人故意泄露幕后消息，令人感到非常气愤，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凯瑟琳都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我妻子安妮内心非常矛盾。她曾三度成为“白宫弃妇”。她得知总统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时非常高兴（她很喜欢克林顿）。但她为我即将再度效力于政府而感到忧虑。“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些时间再考虑考虑？”她问我，“这种感觉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她这么说不无道理。当我离家赶赴与希拉里和克林顿的深夜会议时，她说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决定，她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但很明显她并不高兴。那些为政府公务付出代价最多的通常是他们的配偶。我要感谢她，在紧随其后的政治风暴中她始终固守着我们的婚姻。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6）
与希拉里单独会面时，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真的希望由我来出任这个职务吗？绝对是这样。比尔需要你的帮助，我完全赞同他的决定。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您似乎正将您丈夫推向左派。这就是您的意图吗？。当然不是，媒体误解了我。事实上，我的大部分观点都很传统，尤其是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别忘了６０年代初我支持戈德华特。比尔控制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如此憎恨媒体？我并不是真痛恨他们，一开始媒体对我们很不友好，但我需要弥合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些，就像你能帮助我们沟通与共和党的联系。你是否考虑了华盛顿前任政府的要员？您为什么没请本·布雷德利和萨利·奎因在这个城市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也认为该那么做，我们正考虑今年夏天在白宫举行一些宴会，但你也能帮助我们。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她的回答都很合情合理。
晚上１１点过后，我记得我们还在谈话，克林顿掩着疲惫的脚步走上楼来。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和克林顿就去了他的书房。克林顿向我倾诉他在华盛顿遭遇的困难，并问我怎样决定。他说这对他当好总统很重要，他需要我的帮助，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并且我们必须在当晚就定下来，明天一早好公布。这条新闻不会保密太久，我们的谈话已经泄密。斯蒂芬波洛斯与我是同病相怜，因为有关他的任职消息也被泄露出去了。我们不能等我度假结束再做决定了。
正当我疑虑重重，推三阻四之际，他却把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凌晨一点钟左右，我同意了。几个小时之后，即周六早晨７？押３０分，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乔治·斯蒂芬波洛斯还有我，我们四人一起走入了玫瑰园，宣布我的任命消息。
那之后人们常常问我：像你这样一个曾为三届共和党政府效力过的资深政要怎么能转向去帮助民主党的总统？我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很坦然。那天结束时，我想此决定是正确的。美国总统遇到了困难，需要我的帮助。
回顾住事，得承认有时我常问自己拯救国家的幻想已成为我的负累，我以为自己是谁？真能赤手空拳扭转乾坤吗？是不是总统的任命使我觉得受到器重致使我的自我意识失控了？也许其程度比我所承认的还严重。事实上，克林顿的白宫并不需要一个罗恩·兰杰式的人物来指手划脚，它需要的是一个富于从政经验和技巧的资深的官员，最好是来自民主党的，而且它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层领导集团。
我为共和党三届政府工作过，我深知有人会认为我背叛了共和党、缺乏信念。他们将会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的最新成员这一标签贴在我身上。实际上，我内心深处也在同自己较量，问自己我的信仰与我效力的总统之间能否协调统一，而且不止一次。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我与他们政见相同，但我中立的观点使我被排斥在里根的支持者——保守派之外，现在我又将被排斥在克林顿的支持者——自由派之外。由于里根的实权比他的言论更有力，因此那时我还安然无事。为民主党工作将更加艰巨，但如果克林顿拿出新民主党人的姿态，推行两党改革议程，我想我会没事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议程是新民主党的政策核心，它毕竟十分接近我个人的立场。如果克林顿偏离这个议程太远，我会重提考虑此事。
当时我更多地意识到的是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为国效力、义不容辞”的观念。这次我面对的是一项特殊的使命，它直接来自于美国总统，总统认为不想让自己的职位岌岌可危，他的任职决定超越党派界限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纵观历史，当两党的领导层广阔合作，形成两党联盟时，国家通常运转得很好。我举一些较近的例子，二战中，罗斯福任用两位共和党人担任内阁重要职务；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任命共和党人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尼克松总统启用民主党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白宫顾问，此后又让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长，他是尼克松最喜欢的人。而我加入了克林顿的白宫，我不是想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之中，而是承袭了相同的传统。可这种传统正在暗淡，这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我能尽我微薄之力保住这一种传统，因为美国亟需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从各方来信和评论中，我感到国内的许多人赞同我的观点。
许多有机会多年在白宫工作的人和我一样也想将自身利益同总统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仰慕这个职位并坚信它是美国民主王冠上的宝石，不管我们的总统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我们都希望他成功。
那天早晨我站在玫瑰园里，总统发言之后，我站在麦克风前表达了涌上我心头的话，我说：“爱国主义必须远离党派分歧，现在就让我们摒除弥漫在国会中的党派之争，让我们摒除充斥在新闻报道中的冷嘲热讽，让我们摒除旧的思想束缚。在过去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因党派争端而使政府濒于崩溃，现在的总统必须而且能够造就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现在就表达出美国的需要吧。”
几小时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纽特·金格里齐从共和党总部第一次与我通电话，“祝贺你，”他说，“你做得对。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政应具有的气度，我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你的。”在此后的１８个月里，他信守了诺言，为我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我上任初期，类似的声音很少能听到。一些共和党人背后说我是另一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保守派气愤地替我抱怨道：那些人用卑鄙的言词攻击我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了。鲍勃·多尔是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的人物，他首次访问白宫时，只与我简单地握了一下手。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前总统布什的反应，他暗示我说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选电视辩论中，我一直在秘密支持克林顿，而我本应该为布什辩护。当初我是多么希望布什当选，我极力公开说服他应当改变竞选做法，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十分委屈。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仍然对我不依不饶，所幸的是，我的挚友和多数从前的同事终于理解了我。那些老手看到我并没有在大选中追随克林顿，而是继续做尊重保守派的中立者，我们的关系才得以缓和。
关于我的上任，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尽管我十分敬重逾越党派界限向我求助的总统，他和戈尔都想把我变成他们公共关系上的一个策略。最好人们更加惊讶，新闻标题做得更大，最好在全国造成强烈的反响，然后就会有人说：“啊哈！克林顿东山再起了！有人要耍这种花招时，我当然能辨明他们的动机。”
他们坚持让我匆忙上任，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赶上星期日的头条新闻，我被弄得狼狈不堪：我和妻子商量的时间太短，我也没有时间与共和党方面适当协商。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