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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包括那个分发稿件的人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稿子，一般先是看第一页，我们都在那里默读，之后福特征求我们对第一页的意见，讨论一次，然后修改。接下是第二页，默读，再讨论，修改。第三页，依此类推。我不禁自问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把讲演稿先发给我们看，然后在坐下来商量前把意见集中起来？在不明了讲演朝什么方向发展，同时不清楚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怎么能从逻辑和结构的角度对第二、三页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难道我们坐在那儿仅仅是改改修辞，找找排印错误吗？再说，这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这不是在吞噬总统最宝贵的财富－－时间吗？福特脾气太好了，居然不阻止这件事，而且那时无论是切尼还是别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替他阻止，我感到太没劲了，最后请求从美国总统在场的会场上起身告退。他们对总统的所作所为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然而，与后来有一天发生的事及其危害性相比较，这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混乱的体制下，一名白宫办公厅成员竟然在没有任何其他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自与总统见面讨论政策问题。毕竟，福特是车轮的轴心嘛，他是他自己的办公厅主任。１９７６年的一天，约翰·邓洛普这位颇受尊重的劳工部长心急火燎地去找福特以寻求总统对《土地纠察法案》的支持，这项法案旨在解决劳资双方长期在联合抵制问题上的分歧，其实这是一个异常微妙的经济问题，总统在做出决定之前应当广泛地听取国务院其他成员及白宫办公厅成员的意见。这也是个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尤其是罗伯特·乔治恩这位拥有实权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建筑贸易部长，他很可能被说服在１９７６年的大选支持福特。简而言之，劳动部长本来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只能是在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场并搜集到足够多的材料的前提下。但在“轴辐”型政府中，总统在事先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竟答应和他单独见面，如此一来，真的是引火上身，结果表明，正是这样。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7）
和福特私下密谈后，邓洛普深信他已得到了福特对《土地纠察法案》无条件的支持，而福特却认为他只是在资方同意本法案前提下才支持。当邓洛普宣布福特的支持意见时，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但这却引发了一场风暴，资方立即表示反对这个决定，大约有７０万封抗议信和卡片从各地方建筑商那里雪片似地飞向白宫，多数是坚决反对。就算对尼克松的豁免也好，没有哪位总统的行为招来这么多的抗议信。内阁的其他成员敦促总统否决这个议案，经过反省，福特这么做了。当初给邓洛普和劳工发出了支持讯号，可总统现在反悔了，这当然是明智之举，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邓洛普辞职，乔治恩也放弃对福特的政治支持。无疑，轴辐体系瓦解了。
切尼逐步赢得了总统的信任，得到了政府组织中更多的权力。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咄咄逼人，福特意识到必须使白宫运作更高效，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就到头了。１９７６年夏天，切尼最终成为传统意义上共和党办公厅主任，福特和白宫最后能够全力以赴。他重新请出了竞选老手斯图尔特·斯潘塞和鲍勃·蒂特及媒体策略专家杜格·贝利和约翰·迪尔多夫，福特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他几乎摆脱了杜鲁门曾经历过的各种困扰。虽然保守派不承认，可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克·切尼，他用新霍尔德曼方式管理白宫，只是没像霍尔德曼那样专横跋扈、滥用职权。
在我看来，领袖应从中吸取两条教训。
最重要的是要有运转高效、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艾森豪威尔说得对：严密的组织不能保证成功，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却一定会失败。福特明白得太晚了。我们后来看到克林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福特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理由。罗杰·Ｂ·波特后来指出：“轴辐概念最大的优点是建立了一种开放的并可以达到的氛围，这正是福特渴望建立的个性鲜明的政府，同时也强调了在总统总揽全局中的个人作用。”
可历史经验表明，总统的第一任务是管好自己的家事。白宫体系越来越庞大，就算刨去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百分之十的人员不算，政府中还有４８５人，而上层人物互相争名夺利是个普遍现象。必须有人成为权威密切地监视控制他们，而这个人不该是总统，因为他应付外面纷繁复杂的世界已经够忙的了。他必须任命一位办公厅主任。实际上，选谁作这个领导，领导要有什么技巧这些问题与挑选副总统一样重要。
切尼在福特任期后期表现出自己优秀的管理才能，一位工作效率很高的办公厅主任不一定是霍尔德曼第二。要是尼克松不威胁利诱并做出一些掩饰活动的话，霍尔德曼本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头儿的。公开和广开言路当然也很重要，但总统如果有得力的办公厅主任，也可以通过敞开政策讨论的大门做到这一点。正如波特指出的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福特正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由西蒙担任主席，来自白宫办公厅的比尔·塞德曼担任副主席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保证福特的经济建议经广泛征集而来，并称之为“多方拥护方案”。经济政策委员会召开了５２０次内阁级会议，平均每周５次。通过提高内阁的权威，消减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权力，改变了尼克松当政期间危险的局势。在制定政策的方法和一位干练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应彼此适应。
福特当政期间留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就是他对前任总统所犯的错误采取了过激的态度，当然，从走过的历程中吸取教训并对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这一步的确很重要，比如在２０００年度的大选中，无论是乔治·Ｗ·布什当选，还是艾尔·戈尔当选都必须严格抵制克林顿时期的不当做法，而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也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克林顿的继任者摒弃了克林顿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那他是非常愚蠢的。
作为尼克松的校友，我对他不免有些偏袒，但我觉得福特当政期间的某些领导人确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假思索的摒弃了与尼克松有关的一切，就是看不到他的长处。当我们提及尼克松以某种方式接近他的目标，那意味着福特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如果经过广泛评论的官方文件仅仅到了尼克松手里，那么这些文件也一定送给福特。任何曾经为尼克松效过力的人，现在都被认为不再忠诚了，可福特对此却不完全认同，他认为一些尼克松的追随者正在努力为福特政府工作，因而他们也应该继续在本届政府任职。
福特政府成立之初，那些刚刚受命的官员仿佛在洗劫一个敌人的城市，因为他们摧毁了尼克松所构建的一切，包括每一个组织机构和每一条政府规章，似乎没有加以辨别，而明辨是非却是一个明智的政府所应沿袭的。在我看来，如果福特的某些顾问，在他们义正词严地甩掉尼克松的不足之处的时候，能够做到对其优点给予保留，那么福特政府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成功的开端。
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会与历史对话，了解前人怎样选择前进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为历史所禁锢也是同样重要的。福特政府并不是惟一一个对过去采取过激政策而付出代价的政府。卡特政府由于过度抵制尼克松政府强有力的政体而造成了内部混乱、意见相左，进而使得政府的权力接连几个月被削弱。由于乔治·布什对里根下属官员的大肆说谎极度反感，在他执政后好长一段时间内，即使下属给他提一些很温和的阶段性建议，他都不采纳，这样的过激态度导致了后来陆续发生的对他不利的事情，否则他的公众形象会更好。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和欧内斯特·梅在他们合著的经典著作《及时思考》中提醒我们说：“历史的好处是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了解过去能使人预想未来。”但同时他们又补充说：一个人必须学会在自己的政治背景下，吸取历史教训。
到１９７６年夏天，福特政府终于采纳了那些在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时代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正如当年年富力强的谢尔曼·亚当斯和鲍勃·霍尔德曼一样，处于本届政府“金字塔”体系之巅的是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