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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错在外因，如雷·普赖斯所写的，但过错也在于内因，恐怕这正是未来的领袖们必须明白的。
从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欢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喜欢他。他当选总统时，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从没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恶毒攻击。要想理解敌人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仇恨，人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布朗的歌谣：“我不爱你，费尔医生，我不能说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爱你，费尔医生。”
尼克松，克林顿也一样，因为他们假想敌人的数量超过了他实际敌人的数量，使得本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仇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两三个人仅仅是他的对手而已。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或他的政治，但如果尼克松愿意对他们善良的天性进行因势利导，他们还是尊重他的职位并愿意跟随他工作的，特别是愿意跟随他做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权力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向这些人开战了。
在普通民众中，尼克松让很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对手改变了立场。１９６８年，大约有３１７０万人选他当总统。四年后，４７１０万人把票投给了他，增加的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万。尼克松留住了他大部分早期的选民，还把乔治·华莱士的选民吸引到了自己的选民队伍中。在民主党阵营中，他的影响曾经延伸到持保守态度的人和少数民族中，是他的表现赢得了他们。
但尼克松在与政治中坚分子（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交往却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他认为自己被华尔街、新闻界、大学、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他部门所拒绝。即便就任副总统时，他也从未觉得自己是理查德·罗沃瑞所描绘的那个“权力机构”的一分子。乔治敦沙龙的大门向他紧闭，而他则对他们嗤之以鼻。
越战是尼克松的爆发点。他认为自由的左派使这个国家陷入战争，把工人阶级的孩子派去打仗，然后自己却扭头逃跑了，留下士兵们俯卧在烂泥里。我们这些中层工作人员常能听到他不时地抱怨权力机构正在堕落，他不喜欢老板们，但热爱老百姓，因为他明白在毒品、犯罪、国防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等方面，他们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的惟一群体。他觉得，你要是向我显示你出身豪门、怀揣常春藤名校文凭，我就会说你实际是一个没有脊梁的窝囊废。在他看来，统治阶层辜负了这个国家的期望。
尼克松也偶尔尝试同另一方对话，之后往往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事出有因。他请来民权领袖（在民权问题上他的主张是进步的），他们离开时，在白宫草坪面对摄相机公开抨击尼克松；他向大学校长们征询意见，觉得他们踢了他的脑袋；他也受够了新闻界、抗议者及和平静坐示威的人们。他把所有这些无形的邪恶的产物看作是这个“权力机构”。
作为本世纪第一位国会掌握在在野党手中的新当选总统，他任命了三位国会元老作为他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布赖斯·哈洛、肯·贝留和比尔·蒂蒙斯。这是个得力的团队，但总统不能完全依赖手下人承担如此重任，他还必须通过培植私人关系来自己做更多的工作。尼克松对此不感兴趣，民主党也是如此。１９７０年参议院民主党人否决了他对最高法院人选的提名，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出现裂痕，尼克松不得不提出第二个普遍不被看好的人选。难怪传记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写道：“尼克松真是怪人！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手段既精巧又熟练，但对参议院的策略却既顽固又心怀敌意。”参议院对他亮出了底牌，再次否决了他的第二个提名。矛盾接二连三地出现：家庭援助计划、柬埔寨问题、没收财产问题。在六年半多的时间里，尼克松确实设法使一些重要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但民主党人利用水门事件要迫不及待地绞死他。
尽管尼克松把一些很有才干的男女吸引到他的内阁中，但他却不公正地对待其中的很多人。国务卿比尔·罗杰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就是他的朋友，但地位却不断被削弱；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不但被架空，还发现白宫窃听他与一位五角大楼心腹朋友的电话谈话；司法部长理查森和他的副手比尔·拉科萨斯因不愿执行尼克松解雇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命令而不得不被迫辞职。
尼克松不能很好地使用他的内阁成员，这是因为他不信任那些成百上千为他工作的人。１９７１年他告诉他的内阁，经核查发现９６％的文职人员反对他的领导。“他们是来这里骗我们的狗杂种。”据说，他是这么讲的。文职雇员对白宫从来都没有忠诚过，他接着说，因为他们是搞新政的民主党人，在我们的事情上他们的表现更坏，“现在我们不得不解雇他们每个人。从现在起，海尔德曼是最高法院的执行人”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对行使权力如此感兴趣的总统却不明白，如果他恰当地使用像莱尔德和理查森这样的人的话，他的权力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
约翰·迪安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向欧文委员会作证时，当场揭露白宫还保存着一份“敌人名单”，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份名单上列有大约３００位美国名人，查克·科尔森办公室编写了这份名单。他坚持说这只是排除在白宫社会活动之外的人员名单。但迪安本人曾经写过一份关于该名单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用现有的联邦机器来压榨我们的政敌？”此外，根据迪安的证词，霍尔德曼圈上了名单上的２０个人，让国内收入署去骚扰他们。
这一切表明，存在着一些根本上不健康的东西。精神病学家把偏执狂看成是一种严重的病态人格，我没有资格说尼克松有这种病，但毫无疑问，他采取了一种“我们反对他们”的心理，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他的下属。这是一种白宫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最危险的姿态，它引起了麻烦。
或许尼克松把世界看得比我对他的估计更清楚，就像阿伦·阿尔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写的：“因为你是偏执狂，但那可不意味着他们不追赶你。”毫无疑问，从他抛弃阿尔杰·希思那天起，就有几十个敌人想把他拉下。但是在猛击每一个真正的或假想敌过程中，他的白宫把敌人的数量从几十人变成了一支敌人军队，一场政治危机注定要到来。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6）
与新闻界的残酷厮杀
每位总统都会与新闻界产生矛盾，但是会跟他们争吵起来的总统曲指可数。记者们曾就越南问题对林登·约翰逊穷追不舍，政府撒谎，弄得声名狼藉，以至于记者们说政府的言与行之间存在的不是裂缝，而是峡谷。吉米·卡特的新闻署长朱迪·鲍威尔认为新闻界的行为如此低劣，以至于每当华盛顿有个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怪罪总统一通。从１９９２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开始，比尔·克林顿就一直与新闻界处于敌对状态。但在招惹新闻界愤怒上，没有哪位现代总统超过尼克松。
在水门事件危机的高峰时期，我有时溜进白宫简报室观看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记者们唇枪舌剑，这是一种充满兽性的暴虐场面。因为双方都想摧毁对方，记者们有时发出尖叫，渴望撕烂齐格勒的喉咙，他们认为白宫工作人员与为新元首工作的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这些场面在所有的目击者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想到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爆发激烈论战时会出现什么场面。
当然，这场犹如战争的论战可以追溯到尼克松的过去，从他在加利福尼亚艰难的竞选到阿尔杰·希恩诉讼案，再到１９５２年一对一辩论演说。他从政以来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是１９６２年，据说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忿忿不平，经常失眠，最后派他的新闻秘书克伯·克雷恩前往新闻发布室。可是尼克松没有通告，闯入了克雷恩在场的新闻发布室中冲口而出：“你们再也不能耍弄尼克松了，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事实几乎如此。
有研究表明，在尼克松１９６８年竞选时，新闻界对他还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６３４家报纸赞成他，与此相比，１４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