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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区指挥员，粟裕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1 兵团的三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裕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毅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民党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裕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东在1 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三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裕则不这么想。当年跟随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裕，了解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蒋介石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介石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拍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裕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毅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巩固华北。
粟裕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 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 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裕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裕，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0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因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在说服陈毅司令员并征求刘邓首长的意见后，4 月18日，粟裕终于鼓足勇气，斗胆直呈，以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奇、朱德，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裕个人名义发出的。他在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
刚到城南庄不久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反复商量后，将陈毅、粟裕召到城南庄，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讨论，同意和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对华野第1 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裕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极有分量的大动作，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前无古人的国共命运大决战。
1948年上半年，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进行了皖东、豫东、开封、襄樊、昌潍、兖州等一系列战役，大量歼灭敌人，收复了苏北、江淮地区。
5 月31日，粟裕率领在黄河以北结束休整的第1 、4 、6 纵及特种兵两个纵队，渡黄河南下，与黄河以南的第3 、8 、10等纵队会合，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歼敌9 万余人。
豫东战役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条件。
粟裕对此作了周密分析。他认为，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来看，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华东野战军1948年9 月16日至24日由粟裕指挥，发动济南战役，采用“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由43个团组成强大的攻城集团，76个团组成打援集团，既要攻克济南，又要阻击从徐州北援之敌。由于攻城集团连续猛烈攻击，迅速攻克济南，歼灭了守敌，而徐州之敌因惧怕强大的打援集团，直到济南守军被歼之时，也未敢大举北援。
在济南战役前，粟裕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 月23日，粟裕等在上报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路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这一想法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就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粟裕有这个战略决心。所以就有了这份对战略决战产生重大影响的电报。
济南战役使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徐州。郑州、济南三足鼎立的态势陷于瓦解，徐州“剿总”刘峙集团所属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黄百韬兵团云集在徐州周围，依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以屏障南京。
如今，蒋介石为确保对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的控制，阻止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军会合，将部队沿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部署：孙元良第16兵团的两个军驻郑州；邱清泉第2 兵团五个军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