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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不能达成任务。这种结果，不独是军事方面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开始动摇。只有那些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将领，尽管对国民党在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忧心忡忡，却没有放弃任何维持这个已失掉民心的政权的努力和企图。他们自知在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便将希望寄托于军事上，幻想着凭借国民党军队的精良装备和人数优势击败共产党军队，进而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蒋介石的立军之本即是搞愚忠教育，崇尚“武德”，在国民党军队中确立所谓“五大信念”，即责任、荣誉、国家、主义、领袖。他认为精神力量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而精神力量来源于信仰。他说，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并不在于兵力和武器的数量，而在于我们的信仰和精神之坚强。我们要增加力量，就是要将天地父母生下我们来所赋予我们的固有力量尽量发挥出来。他提出，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本条件是信仰三民主义，第二个根本条件则是信仰领袖。
所谓信仰领袖，说穿了就是在军队内培养对蒋介石个人的崇拜，建立起他个人独裁统治的军队体制。因此，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特别津津乐道。他说：“我们革命一定要有一个领袖，才能够集中革命的力量，推进革命工作，使革命的主义能够尽早实现，革命事业能够迅速完成。所以我们对于革命领袖，要有坚定的信仰，务必始终如一的服从，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共同二致不断奋斗牺牲！”“如果你们有了革命领袖而不真正信仰领袖1 服从领袖，努力来实现三民主义，单是口说有领袖，那与革命事业的成功还是没有什么相干。你们要成功，必先要晓胸袖的重要，并且要真真实实认识领袖、信仰领袖、服从领袖。”这个“领袖”就是单指他蒋介石。
尤其是在黄埔军校时，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他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许多学生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同时，蒋介石在当时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因而受到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迷惑了许多正统军人。
蒋介石对于军队将领的统御方式基本上采用一种互相牵制的方法。无论是官场还是军界，蒋介石在各种危险境况下都能化险为夷，以退为进，其中一个很深的奥秘就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互相牵制、互相阻遏的人事网。在军队，蒋介石的基本分类是“中央军”（即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部队）。他的基本策略是消耗、排挤杂牌军，扩大、巩固中央军，利用中央军监视杂牌军。
蒋介石采取了两套方法对付中央军和中央军以外的杂牌军。在武器、弹药、被服、粮晌各方面，中央军可得到无限制的补充；各杂牌军的军饷则常被无故克扣，中央军打了败仗，立即加以补充，杂牌军打了败仗则乘机削去番号。
蒋介石用人的标准是，凡是能吃掉别人队伍的人，蒋就认为此人有“本事”，一定能得大用。否则，就认为懦弱无能。
这种荣宠与歧视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军队内部的倾轧与混乱。中央军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争斗，作战时“争风吃醋”，有功不相让，有难不相救。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护，蒙蔽最高当局。对待杂牌军，都是见死不救，竭尽打击排挤之能事。杂牌军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人手，或勾结或贿赂蒋之侍从室人员和军政部兵站官员，一方面探听上峰虚实，一方面争得粮饷弹药。如此，军队弊端丛生，军纪败坏无遗。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嫡系为了消灭各省的“杂牌”部队，达成清一色的法西斯统治，就主张“哪省军队不准再驻哪省；哪个带的部队，不准哪个再带”。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本领，高层将领们纷纷效法。
国民党军队内部因派系成见、各自利益，而不惜牺牲战略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情形与国民党、蒋介石恰好相反。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内部通过整风运动空前团结，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军队内部，经过解放战争初期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上下一致、士气高昂的效果。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军事胜利，更使得各种有利的战争因素汇集至共产党一边。战争的胜负不待决战开始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
1948年7 月14日，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
济南是华东战场的战略要地。攻占了济南，就腰折了津浦路，切断了蒋介石国民党军华北与华东两大战略集团的陆上联系，而人民解放军华北、华东两大野战军就可以连成一片，有利于解放军在华北、华东、东北各个战场歼灭敌人。
为了加强济南守备力量，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空运济南，并拟定了一个27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消耗疲惫解放军，以第2 、7 、13兵团主力约17万人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
9 月16日，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从东西两面向济南守军发起攻击。经过8 天8 夜的英勇奋战，全歼济南守敌10万余人，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就胜利结束了济南战役。
9 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野战军的贺电中说，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子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这一仗，显示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攻坚战的能力，拉开了国共两军战略决战的序幕。
9 月30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说：“虽然济南有十万国民党守军，虽然他们有美国的装备，有永久性的层层工事构筑，有准备长期固守的物资，有美国所供给的空军的接济和配合，又有蒋介石所允许的大量援军集结在徐州附近，还有国民党的有名将领王耀武指挥，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之下，只在八天里面就全军覆没。这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济南的失守给了蒋介石一记迎头痛击。他原以为解放军吃不了他重兵集结的大城市，解放军攻占济南，把他的这一构想敲得粉碎。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改变固守城市的战略，采取比较灵活的机动作战。他在1948年10月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说：“今后的军事仍不免有失败！但军事行动必然是主动的，我们不能分散兵力，让匪军各个击破，所以今后军事上某些地方应撤退即行撤退，以期集中兵力，主动打匪。”
他指示国防部规定：除军略政略经济要点必须固守外，其他孤点似可赋予守军指挥官以机动作战之任务，以免徒招损失。根据这一思想，蒋介石似又增加了从东北撤军的倾向性。但是他没有想到，国共大决战的战火轮子在东北这块黑土上正悄然转动起来。
第一章 毛泽东运筹北宁线
1．关门打狗——封闭蒋军在东北的战略构想
毛泽东早就看准了东北。
1948年2 月初，在白雪覆盖的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起草了致东北野战军
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的密电，阐发了要求他们把
作战的重心移向北宁线，南下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退往关内的通路，封闭蒋军
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他指示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你们应准备对付敌
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
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
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出平
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
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
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