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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力量上看，当时的武汉集中了我党一大批优秀领导人和干部，其中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办之后，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提供了重要窗口，此外，通过各级组织，我党还直接发起和领导了一些抗日民众团体，如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一时间，武汉成为了我党在国统区力量最强、影响最广的大型城市。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在肩负繁重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常常挑灯夜战，写下多篇激励斗志、动员民众的重要文章。
在当时武汉举行的各种形式抗日救亡运动，如抗日集会、主题游行、演讲歌咏会、公祭大会、追悼会、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抗日募捐等中，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其中、活跃其间的身影。
比较典型的如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武汉抗日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我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也组成了参礼队，并高举〃纪念总理逝世，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横幅，在游行队伍中格外突出。4月在武汉举行了扩大宣传周活动，开始那天，恰逢台儿庄捷报，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了献旗庆典，李克农代表周恩来、罗炳辉与钱之光代表八路军与会共庆。5月，参加了在台儿庄激战中殉国川军师长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时的致祭仪式；8月，发动、组织武汉各界发起了〃征求30万封慰问信〃运动；9月，积极协助开展了〃一百万件棉背心〃募集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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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战场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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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期间，中共还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克服敌占区作战种种不利的环境和条件，发动和依靠群众，或破交、或袭扰、或伏击，予国民党在长江两岸正面战场的作战以主动、有力的战略配合。
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就指出，〃我们在第二期抗战中，转入到敌人后方作战，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北籍以争取持久作战的重要方针之一〃。
1938年徐州会战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指示有关省区的我党领导机关，要〃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要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拖住敌人、迟滞敌人，使敌两面作战，占领区也不能稳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指示电报中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向各支队明确任务时强调，〃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友军主力正面作战〃。
会战开始之后，八路军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在冀东地区发起攻击，克服数个县城，并扩展战果发起组织了冀东地区大规模抗日群众武装起义，有力地打乱了日军在部署，牵制了华北日军对华中日军的支援。
1938年6月，新四军四支队以主力积极开展了以破坏安（庆）合（肥）公路沿线和皖中敌后游击为主要内容的作战，多次在公路干道上伏击日军，毙伤敌人多名。7月，八路军主力115师和129师各一部向敌后纵深挺进，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月，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在抗日民众的配合下夜袭镇江车站成功，不仅歼灭驻站日军，而且摧毁了车站设施并破坏了铁轨一段。此外，二支队则于7月6日伏击了自当涂到芜湖的日军一军用列车。
在新四军对日军交通干线连续袭击，〃七、八月间，曾动员17万居民破坏交通〃之后，日军被迫抽调兵力加强守备。会战激战正酣的8月，我新四军在华东地区积极出击，以机制灵活的战略战术予敌以沉重打击，使日军进攻武汉后顾大为有忧。蒋介石在8月下旬的一份电报中称，〃各游击部队迭奏奇功，殊堪嘉慰〃。
进入9月，我八路军115师和120师分别在山西南部和五台山地区，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伏击战相结合，不仅打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而且取得了显著战果。10月新四军第三支队以顽强的战斗作风，打退了敌顽的连续进攻，歼敌数百，辉煌战绩震动了皖南抗敌前线。新四军敌四支队10月9日在舒六公路伏击了由300辆军车组成的日军大型车队，激战之后毁敌军车65辆，毙伤敌共计140多人。武汉会战后期，〃当时武汉吃紧，京芜、京沪国道为敌交通枢纽，受我军不断胜利与威胁，敌不得不抽兵增援〃。
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在当时的总结性讲话中指出，〃八路军第三期作战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不仅大量缴获、消耗和破坏了日军的战争资源，而且迟滞、延缓、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节奏。据统计，自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期间，仅新四军江南部队就与敌顽作战超过200次，也〃用最大的努力，激烈的战斗，在江南战场来执行保卫武汉的战斗，来配合武汉周围的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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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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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会战期间一处十分有名的地点，在战后不少人士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中常常提及。
1937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对外正式名称是第18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
办事处的职能部门包括总务、经理、文书、运输各科，有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保卫执勤，此外还有一个招待所，临时接待途径武汉的我党干部和一些党外友好人士、进步青年等。
办事处设立在汉口长春街上，现已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办公地点也在办事处。因此，这里既是我党当时在国统区一个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在国统区的总办事机关，也是我党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指挥机关。
当时，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前来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和请示工作，与此同时，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许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张云逸、张爱萍、张国华等。此外还有南来北往的我党同志，不少也通过在办事处办理必要手续后再离开。
武汉办事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转运物资。敌后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等作战物资尤其匮乏，加之日顽的封锁扫荡，某种程度上，这些军需物资关系到我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下拨一些，但基于限制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的图谋，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十分有限，为此，办事处在领取和分发下拨的物资军饷之外，还要根据我抗日军民所急需，顶住压力、各方筹措、四处组织。
之所以在后来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我党老同志关于会战的一些回忆录中常常会提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当时正是通过与办事处接触、了解甚至介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办事处成为他们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个起点或重要转折点，而终身难忘。
会战期间的武汉汇集了大批青年和学生，来自各地，其中以沦陷区如京沪、平津、东北、华北等处背井离乡而来居多，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矢志报国，但一路颠簸苦于无门。我党十分重视吸收进步学生和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根据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国统区开始了招生点，办公地点也都设在办事处内，并由长江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招生、考察和办理相关手续。
肩负此项重任之后，办事处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川流来往的聚散中心。据曾担任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办事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