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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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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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