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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心、认劳认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