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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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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着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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