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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运煤了。
今天下午，一些实验班的教师考察了明德学校的工作。那里现在有80名学生，都是姑娘和年轻妇女，她们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她们的工作包括编织长袜和毛巾，做园艺工作，还要自己做饭。她们每月要交3美元的伙食费，每学期的学费是15美元。她们还要做糖和饼干等食品。周明宜（音译）夫人是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她的工作效率很高。
下午1时～3时。我去检查了宿舍和教室里的课余活动——救济工作。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全天监督这些工作。
今晚，有9名高二的女孩子来做游戏，我们在游戏过程中觉得没有必要再吃点心了。
11月20日，星期天星期天早上我呆在家里，因为，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而且我今天要参加三个礼拜：下午两次，晚上一次。早上，我起草了一份关于纪念学校“创始者节”的报告，也快抄写好了。此外，还有4个报告和数百封信要写，我却没有时间。
今天，飞机频繁出动，进行轰炸，报纸上也全是关于是否应该封锁长江的争论。
中午，我被邀请去王太太家，她人很好，在学校教音乐，她的丈夫在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时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了，那时，他已经在外交部门工作了30年。王太太现在每周上5节课。
在今天的英文礼拜上，沃德主教发表了讲话，特威纳姆教堂里太黑了，他无法照着发言稿讲话，而且他没有对我们去年冬天的勇敢的行为加以评论。
海尔·莫兰德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已经返回南京。
今天天气阴郁而寒冷，似乎要下雪了。
11月21日，星期一整个上午我都在核算账目，试图写出9月和10月的财务报告。
中午12时30分。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并在那里和沃德主教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麦克丹尼尔斯和特里默医生。麦克丹尼尔斯是第一位回到南京的外国记者。或许你们还记得，他是去年12月7日乘日本军舰离开南京的。汉口陷落时，他就在那里，他说，由于交战的地方远离市区，所以那里的情况与南京大不相同，但他也承认，武昌的情况或许与南京更相似。沃德主教充满希望地谈起了西方及其不断增长的反对战争的决心。我们都无法理解那些汉奸的行为，要知道，南京大街上崭新的流线型轿车越来越多，而且开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都是新傀儡政府的人。人们都相信，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所以，我个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卑劣地充当汉奸？！11月22日，星期二我早上5时15分就起床了，以便和陈希瑞小姐一起去火车站。她要去中华中学和其他几处房产，这些都是属于她哥哥的房产。她哥哥是一位医生，去年突然去世。我们找到了一辆出租车——有些地方已经有车了，车费是3美元，而两年前只要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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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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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我陪她一道去了，由于我担心她一个人买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买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个窗口买票。售票处开始卖票前，外边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长队，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国人的队伍则更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陈小姐排在大约第20位。当售票处终于开始卖票时，中国人的队伍仍然静止不动，必须让日本人先买，还有一名日本军官在旁边监督，这名军官不停地把中国人往后推。眼看着中国人根本没有买票的机会，我慢慢走到那个军官面前，微笑地问他会不会说汉语，他说他会一些。我便问他是否能看懂墙上的大幅标语“日中合作”，他说能看懂。我告诉他这种售票方式是无法带来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称之为合作。他微笑着承认的确如此。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或许有些惭愧，因为，我看到他让日本人的队伍停了下来，允许大约20名中国人买了票，陈小姐几乎是最后一个才买到票。
在车站等车时，我看到大约500名伤兵被运上火车，大部分伤兵可以自己行走，但也有大约3卡车的伤兵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的，还有30多个日本女人在安慰他们，其中一些女人还想去抬担架。车站里和公共汽车上的平民越来越多了。
回去时，天气很冷，我打算乘公共汽车回去。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司机是位中国人，他说，这是日本人经营的汽车，他还对我解释说：“没有法子。”因为他要养活一家老小。当我表示，我宁愿坐黄包车，帮助那些拉黄包车的可怜的穷人时，那位女售票员（也是中国人）很客气地把钱退给了我。
在下关，拆毁房屋、清理断壁残垣的工作仍在继续着。南京的一切都显示出这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中午，沃德主教与我们一起吃了中国餐，有程夫人、布兰奇、哈丽雅特、林弥励、大王和金陵大学的陈教授及陈夫人。我们不断地问他西部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同事在那里的状况。
下午4时。我和其他仍留在南京的建筑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如何把山坡上尚未完工的房屋地下室里的积水排出去的问题。米尔斯和我是该委员会留在南京的仅有的两名成员，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自上次我为混合委员会准备材料以来，似乎已经过了许多年，而实际上距上次开会也只有一年差一周的时间。
11月23日，星期三天气依然晴朗而温暖。我觉得很暖和，或许这是因为我又加了两件羊毛衫和几件毛绒衫，以适应天气变化的缘故。
一整天都用来抄写九、十月份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写了与此相关的信件。下午5时，我拿了8封信交给贝茨，他和他夫人莉莲斯明天要去上海，贝茨将于星期天同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代表团一起去印度。
早上，洛伊丝·艾丽（LoisEly）来找我，她是昨天来的，暂时和格蕾斯·鲍尔住在一起，但是，她不知道以后将住在哪里。在南京，能得到像她这样有能力的人真是太好了，至少有3个地方需要她。
哈斯克尔（Haskell）夫人从芜湖写来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的情况与南京当然是大不相同，居民已经四处逃散，城里荒无人烟，许多人家都把门窗用砖头堵死，一些没有被彻底拆毁的房屋也已经被破坏，并且还在继续被破坏：框架结构、地板、门窗等都被拆毁了。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他们已决定住在城里而不是到学校来，这让我很高兴。
我们学校内的小山谷看起来很平静，校园内似乎也一切正常，只是没有学生，也没有教师。
但是，中山路上却大不一样，各式车辆川流不息，有军用卡车、土黄色的军用轿车以及越来越多的新款轿车。这些新款轿车是属于新政府的官员的。人们对这些官员深感“怜悯”，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为了帮助一位图书管理员——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一位管理员的叔叔，我们让他每天工作2小时，每月付给他高达15美元的工资。他曾经给上海的一位朋友写信，询问关于订购杂志的事，结果得知几乎所有的中文杂志都停止出版了，能出版的也都要经过伪装才能进入日军占领区。《密勒氏评论》为了进入日占区不得不经常改头换面，但是，我所订阅的《字林西报》可以很容易买到，而且每期都有。
11月24日，星期四今天是感恩节。
早上先花了1小时30分清理南画室，准备做礼拜。这个画室的北半边被隔成一个小礼堂，南边则搬走了椅子，摆上了菊花，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厅。
斯迈思先生、福斯特和卡尼神父坐在主席台上，我很喜欢主持人的讲话，因为，与以往的讲话相比，这一讲话视野更开阔、更深刻。卡尼神父的讲话非常精彩。大约有54位听众，除了美国人外，还有8位中国人、2位德国人和1位俄国人。
我们教会的9位成年人在南门附近的吉什夫人家里共度感恩节。大约有10位卫理公会的教友在南山公寓、16位长老会教友和来宾在米尔斯家庆祝了这一节日。大使馆的官员们在使馆度过了这一天。
我是骑自行车去南门的，街上逐渐出现了商店，大多是在废墟中残存的旧店铺，人们又勇敢地重新开始生活了。
下午5时。我去大使馆参加招待会，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聚会。食物很简单，但数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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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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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友情是显而易见的。
忘了告诉你了，两天前，王保林的十弟来到我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