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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玛丽和我为拉贝举行了告别茶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人有拉贝先生、罗森（Rosen）博士、阿利森先生、菲奇、里奇先生和贝茨。程夫人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吃了色拉、巧克力糖和橘子。蛋糕也不错，是一种水果蛋糕，但用的是肉糜，而不是水果，肉糜是从埃斯特那儿弄来的。还没有一家中国商店开门，因此，菜单必须根据即将耗尽的食品储藏室里所剩食物，或是根据好朋友的家中的食物储备情况来定。
阿利森是由日本卫兵陪同来的，因此，我们建议他先走。程夫人听说我们的女难民想见见拉贝先生，并恳求他留下。当我们到科学楼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的一幕：在拉贝先生走过去的时候，两三千名妇女都跪了下来，并开始哭泣和请求。拉贝说了几句话，然后玛丽从小路把他带走了。我努力让妇女们让开，这样，罗森博士和里奇先生才能够离开，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把她们领到操场的另一边时，玛丽带着罗森等人步行离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把他们的汽车弄出了校园，但此时，这些先生们一定在回家的路上走了好一会儿了。
2月18日，星期五这是个晴朗的春日。许多轰炸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我想到一些城市将被摧毁、许多士兵将遭轰炸时，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圣经班的开课问题，圣经班将在下个星期开学。有646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想加入我们的班。南京现在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雷切尔·王小姐将负责这一工作，我们的3位难民将协助这项工作。明德中学毕业的杨小姐和吴小姐将教课。玛丽上午到难民所，鼓励儿童服用鱼肝油和牛奶，程夫人负责我们学校难民所的分发工作，3位女难民当她的帮手。
今天没有日本人来访。
里奇先生没能按计划去上海，他希望明天动身。大使馆同意他们离开的决定似乎被取消了。
今天，一位从农村来的妇女来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这里的难民。这位妇女说，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许多妇女作为慰安妇被带走。我们听说，明天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使男子离开安全区。我怀疑妇女会被强行赶出安全区，日本人可能通过关闭我们红十字会粥厂的方式，用饥饿把难民们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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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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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星期六今天天气非常好，春天来临了。当我们想起往日此时的欢乐和工作时，春天反而使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在艺术楼里，一些难民在打扫房间。住在入口处玻璃隔间里的姑娘们也搬走了。
现在艺术楼、科学楼和中央楼的大厅里已无人居住了，剩下的难民搬到房间里去了。我们确实不知道还有多少难民，估计约三千人。许多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这样一来，门锁、捆扎物和屏风都派上用场了。
听，警报器又响了！我们不知这警报的意思。近来高射炮常常演习。昨天，江北上空有一只飞艇。
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用来准备明天的礼拜——由我主讲。现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马吉来喝茶，他说，他去了位于栖霞山的难民所，有两名丹麦人一直在那儿，他们为1万名农村的难民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福斯特先生将搬到白下路的圣公会教堂去住。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外国和中国的牧师回到各自的教堂，这将是件大好事。每个教堂都将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
我很遗憾，米尔斯和麦卡伦陷于事务性的工作中，无法回到他们教会的工作岗位上去。现在，门和心都是敞开着的这里指在经过这场浩劫后，人们渴望得到某种宗教的安慰和信仰。。
今天，我们看到了辛勤劳动的成果：中央楼西面山上挖了一个新的大坑，用来装夜里的粪便。堆在那里的所有垃圾都被埋掉了。保持卫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那里的味道一直很难闻。即使去抢，我们也要弄些石灰来，否则天气转暖后，可能会发生传染病。由于大部分工人已离开了南京，现在很难找到好的工人。
2月20日，星期天今天春光明媚。天上飞机仍在不断地飞。
玛丽去鼓楼教堂做礼拜，我留在家里。中午过后不久，曾在我们生物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的难民秦太太来参加下午的礼拜，她的小儿子想回来看我们。她说，他们几家住在一起，包括一些年轻妇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日本兵的骚扰。我们从贷款基金中借给她15美元，她用这笔钱购买了大米和燃料。她丈夫在上海有一家古玩店。但愿我们所有难民的情况都像她这样。她是个友善、知恩必报的人。她说，她的许多邻居都是我们这里的难民，如果我们有空去作客的话，我们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我主持了今天下午4时30分的英文礼拜。我很遗憾，今天的礼拜我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因为最近不常有学习和思考的时间。
晚上，我留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现在菲奇已离开，布雷迪医生也要走了。这儿虽有电，但干扰太厉害，我们收听不到广播。
2月21日，星期一圣经班今天开课了。10时30分，初、高中的女生在大教堂开始上课，六年级在南画室，五年级在科学楼。下午2时，福音布道在南画室继续进行（有170人参加），三年级在科学楼上课。
很自然，人数将会减少，但这些女孩子很渴望学习。我们将继续开设宗教课，直到难民全部离开。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老师就好了！我们仍然有个梦想，那就是为那些完全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设某种家政课和技能培训班。
今天坐了黄包车，这是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我第四次看见黄包车。我还听说有100辆这样的车子已经注册，并被允许上街。宁海路、汉口路和上海路上曾一度迅速涌现出的店铺已被清除。据说，这些店铺现在集中在安全区南面的街道上。顺便说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南京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下午4时。我参加了在宁海路5号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我只参加了招待会的前半段，玛丽和程夫人后半段才出席，遗憾的是，聊天是从后半段时间进行的。人们向拉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无私地帮助了南京的难民。贝茨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拉贝致谢。一份由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交给了拉贝、德国大使馆以及西门子公司。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朋友的那种人。
晚上8时。我在平仓巷3号参加了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另一个招待会，大使馆的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包括日本大使馆的福井、田中和安井。人们发表了演说，拉贝也致了辞，他的讲话得体、谦虚和真诚，并表达了为了南京的难民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罗森博士在忍了又忍的情况下，才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今晚，他为了不见日本人而情愿呆在壁橱里）。
2月22日，星期二今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但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招待会。
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几个小时，我都用来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并把一些书包好，送到大使馆，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明天早上动身去上海。大使馆似乎不辞辛劳、毫无抱怨地为我们传递一包包的书、食物和信件。实际上，每当难民听说有船要去上海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大捆信要捎去。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去上海——许多人迫切想离开南京。我听说，仅有两人离开，而且代价很高，据我所知，一个富有的人支付了1500美元才成行。
我参加了在罗森博士家为拉贝举行的午餐会，又一次感受到了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罗森博士虽然对日本军队及官方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满，但他却公开购买日本的货物。然而，不购买日本货，是我和为数不多的人的一种抗议日本行为的方式，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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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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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城里已开了几家日本商店，但是，只对日本人而不对中国人开放。
2月23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并带走了一名中国佣人。据我所知，这个佣人是第三名被允许离开南京的中国人。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领着3个女孩子来了，请求我们收留她们。一名是她的女儿，去年12月初曾到农村去避难，另外两名女孩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