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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样做对吗？上海的情形也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看到他们，我真受不了。他们不是在买生活必需品，而在买奢侈品。
我还去看了黄梦泽，她们一家让我感到欣慰。她和丈夫、孩子从中国西部回来已经一年了。
他们穿的是普通的棉袄，吃的也很简单，3个儿子都决定不去看电影，把省下的钱捐给西部的穷人。
旅行并不比一年前方便，虽然人们可以从旅行社买到车票，但是，现在已没有“红帽子”负责把旅客的行李送到站台上了，因此，自己拿不了的行李必须托运。火车到站前15分钟才开始检票，旅客蜂拥而过——孩子们可惨了。现在火车上共有三等车厢，普通傀儡和日本人坐二等车厢，高官和大傀儡坐一等车厢。我感觉坐三等车厢更舒服。
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一直感到浑身乏力，现在还没完全从旅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我觉得吃简单的中国饭菜，再喝点牛奶，比吃西餐有营养。
这一周就要过复活节了。瑟斯顿夫人早就建议过我们多读《圣经》，多唱赞美诗，以庆祝这一节日，而不像去年那样每天诵经布道，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昨天晚上，我们没吃圣餐，而是开了祈祷会。两个学生宗教团体本周的5天都在学校的大礼拜堂聚会。我们不知道人们对本周的重大意义理解多少，我们热切盼望能有一位虔诚的中国高官来主持本周的活动。我们今年没有举行大型活动，只是在复活节那天早晨举行了一次简朴的晨祷。
过去的一星期有许多因素使我情绪低落，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劳累至极。此外，令我感到压抑的原因首先是新政府的成员（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像模像样地亮出了党旗和国旗。看来“新中国”将在3月30日宣布成立。真是手段高明，可以分裂国家、蒙蔽民众了。汪精卫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争权夺利，还是由于他憎恨蒋介石，或是由于他真的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第二个令我情绪低落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来找我，有那么多的信件寄来，让我深陷其中。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休假感到无望，无论是休假还是工作，我都必须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而同事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可以统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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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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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星期六今天寒冷、多云。下午1时～3时，我监督勤工俭学工作，然后，和监理助理一起评分。接着，我和凯瑟琳出去散步。我们首先拜访了科拉，这个苏联小伙子在南京经营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汽车修理厂。他主要为日本人修车，自然也就了解他们的心态。他认为，日本人很灰心，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控制局势。他说，他感到美国将要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就是萨姆纳·威尔士出访欧洲的原因。
南京街头的小汽车突然增加了许多，坐者都是“将要成立的”政府官员。许多官邸正在修复。米价稍有回落。
3月24日，星期天又是一个阴冷的天气。人们还期盼着复活节会春意盎然呢。我们仍然生着炉子，不能不生火。
今天校园里接连举行了几场礼拜。早上7时，林弥励主持了复活节的早礼拜。在上午10时的礼拜上，瑟斯顿夫人做了题为《觉醒·奋起·生存》的布道。7时15分，我主持了青年学生教徒的礼拜，伯奇先生做了一场训导性的布道，哈丽雅特唱了赞美诗。10时，做礼拜的学生不如我期望的多。
下午6时，我和伯奇一家吃中式晚餐，然后，高三的学生来喝茶、吃点心。4时30分的基督教各派联合礼拜，参加的人更多，因为，美国学校的美国学生也赶来了。普赖西斯博士主持了这次礼拜。
人的记性真差——也许应该说我的记忆很差。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1927年的3月24日，正好是13年前的3月25日，我们遇上了“南京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13年前的今晚，我们几个人在贝利大厅（theBaileyHall）阁楼上朝西的小屋里向外眺望，只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一片黑暗。教友会的医院即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还在燃烧，人们能看见威尔逊家被烧毁后的余灰，我们在南京进行了数年的传教工作不得不结束了。6个月后，我们有些人重返南京继续坚持传教工作。13年前的3月25日，是所有外国人离开南京的日子。
昨天，一位邻居告诉我们，重庆政府一年后将迁回南京。
今天下午，哈丽雅特、瑟斯顿夫人和我设宴款待斯坦利·史密斯。席间我们谈了许多问题，包括基督教教育的未来。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出了什么意义深远的贡献呢？斯坦利说，中国的某一所基督教大学过去10年没有培养出一位牧师，然而，我们的主要职能之一仍是培养教堂的领导者。
今天上午，在南门教堂有39人接受洗礼，鼓楼教堂有29人接受洗礼（去年复活节南门教堂有164人接受洗礼，去年秋天有25人接受洗礼）。这就是宗教的乐趣。
3月25日，星期一13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离开了南京，13年前的这个夜晚，这座大城市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短短几年发生了多少变化！如果日本人得逞的话，那么，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将没有一个西方人。
现在很少听到轰炸机飞过，只是偶尔有几架飞机飞到附近的村庄去吓唬游击队。邮政飞机和客机已有所增加，有定期航班飞往上海和北平。
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考虑实验班的课程表。我单独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对此她们谁都不感兴趣，而且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似乎谁也难担此任。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败。
我们教职员工之间的猜忌越来越多。我看这是我3年中所面临的最让人灰心的事情——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忌恨使我们无法合作。对明年秋天的工作计划我还没有一点概念，然而，我坚信一切都会好的。
今晚，中国教徒设宴庆祝普赖西斯博士来到上海50周年。过去这么多年，他目睹了多少世事变幻啊！3月26日，星期二新政府本周六的成立大典正在筹备之中，不过仍有许多事难以预料。新政府是否能成立是一个问题，成立后能维持多久又是一个问题。一个争权夺利、彼此忌恨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的。
上午11时，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参加投票，决定是否为600名穷孩子开办几所半日制的特别学校，保证他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
今天下午4时30分，我去艾伯特·斯图尔德家，参加为普赖西斯博士夫妇举行的招待会。舒厄兹家现在住的房子已重新修复好，这令他们很高兴。
学校奉命本周六必须放假。我们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让她们周五晚上就回家。
米价已经降到了每担25美元。
3月30日，星期六今天“新”中央政府成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哈罗德·费伊（HarodlFey）今天下午来拜访我，他上午参加了典礼。他昨天来到南京，旅费由日本政府提供。他获此优待是因为他被当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纪》的编辑）。
他简单地对我讲述了以下情况：典礼是今天上午在前贡院的一幢大楼里举行的，大约有75名中国官员宣誓就职。那个大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地板上画了5个圆圈，那些官员们就站在里面，新闻记者被指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没多少日本人露面——只有几个海军代表和报界代表。在这个房间的前方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党旗和国旗，没挂日本国旗。在拍照处有许多穿着新制服的中国士兵，而外面有许多日本兵。典礼开始时，盖在画像上的布帘被拉开，孙中山的画像展现在人们面前。汪精卫讲了几句话，他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哈罗德说，从那75名官员的表情看，如果房间里有椅子的话，他们肯定羞得钻到椅子下面了）。接下来是拍照，那个主要角色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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