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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芘馈！�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