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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第十七章 养廉
“首先，朕觉得本朝官员的俸禄还是稍低了些。以俗称百里候的七品知县来说，每个月俸禄只有七贯五百钱，全年合计九十贯。假设此县令为五口之家，以每人日食一升计，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除粮食之外，还有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即所谓副食约7贯。居屋花费不计，因为县令可住在县衙。然后再计算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疋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疋，共约为钱三贯。这些加起来，合计大约二十五贯。”
“若只图温饱，每年九十石的俸禄倒也绰绰有余。可是知县要管全县的税收、判案以及民夫挖渠修路等事，若是没有吏员、胥役、师爷、长随的帮助，地方政府的运作便无法畅通。其中师爷、长随完全由知县养活，而吏员、胥役也需要不时打赏，再加上当官的还需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这样一算，官员的俸禄其实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
更何况，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足额发放，一部分以布帛等实物代替，另一部分以大明宝钞代替（另一个时空里，整个明朝，大明宝钞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贬值）。这些因素，更是使官员们的收入隐性减少。
朱棣一向认为明朝官员因官俸微薄而贪污受贿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些类似——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朱棣始终想不通，朱元璋既然知道让性功能正常的男人在皇宫服务有可能会给他戴上绿帽子，那么他凭什么认为欲求正常而且又掌握极大权力的官员们会甘于贫困呢？
“不过，朕不会改动太祖所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吏部尚书蹇义皱着眉问道：“皇上难道打算以赏赐的方式增加官员的收入吗？若是日常随意打赏，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很难同沐圣恩，这样便与皇上的初衷相悖了。况且，身在帝阙之侧便容易获得赏赐，容易让人生怨望之心。若是定下制度每年派钦差替天巡视并且打赏地方官，却又会增加额外的费用。”
杨荣悄悄撇撇嘴，然后站出来说道：“皇上，臣认为皇上打赏干练官员很合适。皇上可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必须进京述职由皇上接见后方可转任或升职，然后，皇上便可根据吏部对地方官员或卓异、或中平等不同的考语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样做，还可以更加激励官员们的进取之心。”
听完这些话，朱棣不由失笑。杨荣原本叫杨子荣，由于性格警敏通达，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受朱棣的喜欢，因此朱棣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杨荣心里的小九九，朱棣也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
明初“三杨”之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但他的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可见，杨荣是颇为贪财的。
对于官员贪财朱棣自然不可能喜欢，但对此他也算不上疾恶如仇，因为，具体情况毕竟要具体分析。以杨荣为例，一方面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低，光靠正儿八经的俸禄过日子确实有点紧。另一方面，杨荣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对国家边防做出的贡献，若是用货币来衡量，绝不是那么区区一点俸禄所能够表达的。
如果朱棣真的以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那么对杨荣自然非常有利。杨荣身为内阁成员经常能够与朱棣接触，而且，在内阁之中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因此格外受宠。若是随朱棣的心情打赏官员，杨荣官衔虽然颇低，但所获多半会超过一些一二品的大员。
虽说是出自私心，但杨荣关于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后必须进京述职的建议朱棣却打算接受。乱世中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军权，而和平年代，最大的权力却是人事权，要不然为什么历来六部中都以吏部为首呢？
如果每个官员在被任命或者说是被任命新职前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接见，其客观效果必然会加强皇权。若低品官员也有机会觐见皇帝，那么权臣或是太监欺上瞒下蒙蔽皇帝的事也会少得多。虽说接见外任的低级官员时肯定是一批批的接见，因此这种接见或许终归会流于形式，但谁能保证其中没有一个胆大刚烈的官员不怕得罪权臣权宦，在皇帝接见时豁出性命吼上那么一嗓子？
“杨荣的建议有可取之处，杨荣，你来拟旨，嗯获得外放任命的官员，需得觐见皇帝之后，其任命方可生效。”
朱棣顿了顿，然后又回到原先的话题。
“不过，朕虽然不会吝啬对有功之臣的赏赐，却并不打算依靠增加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记得洪武元年太祖诏中书省：‘自今除府州县官，赐银十二两，布六疋’，其用意是使其到任时能奉公守法，不致敲榨人民。这些赏赐，被称之为‘养廉’。后来这种养廉制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消失了。然而在朕看来，这种养廉制度很有必要恢复。所以，朕准备专门拔出一百万贯作为养廉之用。”
“朕的计划是，将地方的政绩与官员的收入挂钩。户部不是有各地每年赋税的存档吗？可依照历年存档，分别统计出159个府、234个州以及1171个县的平均赋税额度和最高纪录。这个数据不要用多少石米，多少匹布以及多少斤茶什么的来计算，而是统一将计量单位换算成大明宝钞。最高纪录很好确定，至于说平均赋税额度嘛，就以十年之内的数据计算出其平均数好了。”
“今后，地方上征收的赋税如果超过最高纪录，则将超过部分的一半给予该官员作为重奖。”
蹇义急忙进谏道：“皇上，如此一来，可能会导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横征暴敛！这样岂不是有违皇上养卫呵护百姓的本意？”
朱棣还没说话，一旁的郁新也站了出来。
“专门划出一百万贯作为增加官员的收入会不会太多？”
大约是尊老爱幼的潜意识作祟吧，朱棣优先解答了郁新的疑问。
“一百万贯并不多，一点都不多。”
朱棣默想：明朝中后期因为吏治腐败的缘故，国家收入反而不如开国之初，其数额大致在两千五百万两到三千万两白银之间浮动。为了鼓励商业发展，朱棣仍然计划将商业税保持为三十税一。但只要能够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即便现在只是明初，商业税以及各种矿税总额也可以超过明朝中期及未期的三、四百万两。一百万贯，还不如吏治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