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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厄尔上层住宅区贝尔维迪尔的安多弗大街上，他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科斯特洛继承的豪宅中摆设着精致的上等家具和昂贵的古董，然而他对这所房子根本就不精心管理，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庄重住宅看起来像座鬼屋。不加修剪的草坪已经长了几英尺高，房顶的裂缝也放任不管。曾经有一个在楼上卧室过夜的客人半夜被反反复复的巨响惊醒，他起身打开门后发现成群的鸽子在大厅里飞进飞出。每天，在报纸城市版编辑好付印后，科斯特洛就来到位于城区卡尼广场附近《太阳报》车间的狐尾休息室（Foxtail Lounge）。他呷着香槟，抽着法国Galoise香烟，从头到尾仔细圈阅报纸上的每一个字。
他的形象与哥哥形成巨大反差，约翰·H。科斯特洛是一个严厉的人，是洛厄尔上流社会的支柱人物。他们一起继承了家族于1878年创办的《洛厄尔太阳报》。约翰是出版者，负责报社商业运作。克莱米——他经常被人这样称呼——负责新闻业务，这家中型日报总是能抢到有轰动性的新闻。科斯特洛兄弟在新闻业务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们的《太阳报》早在调查记者流行之前就有一个全职调查记者，有自己的华盛顿特派通讯员，还在波士顿的州议院和剑桥郡的法院有众多记者。
不过该报的社论版完全体现了克莱门特·科斯特洛一个人的风格，这个极端保守分子犀利地攻击政府的弊端，不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对政府惟命是从的政客。他不受习惯的约束，在70年代末期，他甚至强烈建议美国吞并加拿大、入侵墨西哥以解决石油危机。
《太阳报》一直持有反克里的态度，但在预选期有所收敛。这段时间，科斯特洛组织他的大部分社论火力攻击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们，这个三人小组被怀疑卖官鬻爵，任用亲信，还虚报建设东剑桥新法院大楼的建筑预算。科斯特洛在大选前大肆宣传一个年轻的、连任两届的洛厄尔市议员，叫做保罗·E。松加斯（Paul E。Tsongas），他当时正在委员会竞选中遥遥领先。松加斯在预选中的胜利就等于洛厄尔的胜利，这让科斯特洛有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大选中来。
就在预选前一天，《太阳报》写文章支持罗伯特·R。肯尼迪——洛厄尔的评议员委员会成员（与产生总统的马萨诸塞家族没有关系）。该头版社论的大字标题就是《洛厄尔“水门事件”》，对克里弟弟被捕一事大肆渲染。
科斯特洛本来写的社论是支持希伊的，但就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他改了名字，加入了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就在这篇社论发表前一天晚上，肯尼迪拜访了科斯特洛，向科斯特洛出示了一个虚假的对自己有利的民意测验结果，以此劝说他改变立场。肯尼迪在预选中仅名列第五。
最后大选的前期阶段很平淡，但克里努力平息人们对他这个外来人的愤怒，尤其是在洛厄尔，那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气息。克里请了一些大人物来这些纺织城镇参加他的筹款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
克里从来不是个对人过分表示亲密友好的人，但一天晚上，他来到位于洛厄尔贫穷的阿克里区的一个小酒吧迈克·莫洛埃（Mike Molloy），请里面所有的人喝饮料，还玩儿了台球。只有几个常来的客人拒绝了这免费的饮料，但其他人都对克里勇于在希伊曾经拥有的酒吧里露面表示了欣赏，希伊是他预选时击败的劲敌。
由于克里的反战立场，他既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又遭受一部分人的憎恶。不过他的大多数竞选广告都力图展现他和普通市民聊天以及讨论经济问题等亲民的一面，试图把这个候选人人性化。“他不是一个政客，他倾听民众的心声。”一份竞选宣传册上这样写道。克里的政纲主要是要求政府解决一系列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失业工人实行处方药折扣。他还提出清理麦瑞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污染问题，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赞同对劳伦斯和洛厄尔实行出租控制。
在这样一个反对流产根深蒂固的地区，克里说他个人也反对流产，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应该干涉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被要求明确表态后，克里在竞选后期说他宁愿把流产这个问题留给国家去决定。几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它划时代的Roe v。Wade判决中宣布废除有关流产违法的法令。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4）
朱莉娅尽管天生羞涩，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却尽职尽责地扮演她的角色。她会随丈夫登上三层的公寓房屋倾听租户的抱怨；面对潜在的选民，或是在劳伦斯和麦修恩（Methuen）一些住宅区的重大场合上，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选民说话。她的童年在罗马度过，那时他的爸爸在意大利任外交官和新闻出版人。她独特的上层贵族口音在居民中间赢得了“女教授”的称号。
从一开始，克里的竞选似乎就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文化背景。在狭隘、孤立的洛厄尔，像克里这样的移民一成不变地被冠以“闯入者”的称号。即使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当地人也仍然不能接受他们。更何况，克里从许多外面的议员那里获取了支持，如俄克拉荷马、密歇根以及纽约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克罗宁的广告宣传就嘲笑了克里的大肆投资和外界赞助人。“好莱坞的奥托·普雷明格和洛厄尔的路易斯·拜伦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一份大报纸上的广告说，“那就是今年他们都参与了大选。奥托·普雷明格为约翰·福布斯·克里捐助了1000美元。路易斯·拜伦给保尔·克罗宁赞助了15美元。”
德金更加富有侵略性。在没有得到允许重印克里1971年的著作《新战士》的封面后，他在报纸上用通栏广告打出“审查”两个大字。该书的封面是一个越战老兵，旁边的美国国旗不是高高飘扬，而是大头朝下垂了下来——悲观沮丧的象征。
科斯特洛抓住这个话题大肆渲染开来，在一系列社论中全面反对克里。除了主编社论攻击以外，科斯特洛还在新闻版面配以有关克里跨区竞选、从区外筹集资金以及反战活动等新闻。
随着1972年大选接近尾声，科斯特洛更加紧了对克里的攻击。现在看来，这些社论已经是价值很高的古董了，它们不仅仅是主编对地区偏见的反映，还表现出了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矛盾。
10月18日，选票最后揭晓前三个星期，科斯特洛第一次全面对克里的著作《新战士》开火了，旁边刊登着封面照片，他是这样说的：“三四个留着胡子的嬉皮青年扛着美国国旗，这让人不禁对比美联社乔·罗森塔尔那张永恒的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在占领日本硫磺岛后使美国国旗高高飘起。
而两张照片的巨大差异就是，在约翰·克里这本书封面所采用的照片中，美国国旗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被大头朝下地提着。这种态度就是年轻人对越南以及一切可能反对的国家事情的态度这些人践踏国旗，焚烧国旗，倒拖着国旗，用国旗擦鼻子，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展示他们对国旗所代表的事物的蔑视。”
上面这番攻击只是科斯特洛的热身。在克罗宁于10月29日获得总统支持后——也就是大选的前10天——科斯特洛又在他的社论版面发起了持续四天的猛烈攻击。第一波攻击的题目是《新战士克里》，出现在30日的报纸上。
“他放弃了在越南赢得的好名声，转而捍卫激进的和平煽动者。事实上，他不仅捍卫他们，还领导他们克里用他对美国在越南的角色不成熟的判断赢得了激进左翼反战英雄的全国荣誉，可事实上，这不会带来人们对克里先生的丝毫信任和尊敬。”
万圣节的报道则是《克里的旅行》：
“很久以来，克里先生就渴望成为众议员，尽管他把自己定位为作家和演讲家，他一直都没有在商业和实业领域拥有一份工作。他的眼睛一直就盯着国会的座席。对他来说，做哪个选区的议员并不重要；哪个选区能使他最有可能成为议员，他就来到哪里可以是第三选区、第四选区、第五选区——你随便挑吧
克里先生对第五选区所能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众议员席位——格外关心，远远超出他对能给予第五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