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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当个军官。’”
参军服役帮助约翰·肯尼迪走上政坛，当然克里也有在政治上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约翰很清楚地说过：‘如果上帝能让我达成一个梦想，那就是竞选美国总统。’”威廉·斯坦伯里——克里三年来的辩论搭档回忆道。“这并不是戏言，而是认真的、执著的梦想。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进入政界，大展宏图。”
为什么？什么促使克里有这样的梦想？“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让他有这样的政治理想，如‘我一生都要为种族融合和世界和平努力奋斗’。”威廉说，“我觉得他也不是随便说说：‘政治家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到大四时，克里开始考虑他的前途。他偶尔去飞行，然后回到耶鲁，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骷髅会的总部。女孩、性和金钱常常是骷髅会会友们讨论的话题，但大部分会友都记得克里总是把讨论话题引向越南。
耶鲁求学耶鲁求学（4）
克里的朋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转变。艾伦·克劳斯——骷髅会会友，回忆克里对越南战争表示出越来越多的疑问：“当（总统）约翰逊逐渐增兵越南时，克里总会无意中谴责这次战争，甚至怀疑我们以后去越南的意义何在。”
克劳斯清晰地记得克里的谈话，因为这种关心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骷髅会中很少见。“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从耶鲁高年级中精挑细选的，他们早已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围着他们转的。”克劳斯说。但是克里促使这一群精英去关注越南。“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让他警醒了。他看到我们懵懂无知，怀着善良的意图走进越来越深的沼泽，他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了。我记得他的话并不是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响亮的号角：‘嘿，朋友们，这已经发生了，这是要定义我们这一代的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
1966年初，克里被选出代表年级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是克里最初的演讲稿充满了索然寡味的空虚言论，绝不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我们不需要崇高的召唤去做伟大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些微刺激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也就是说让你生存的条件更好。”该原始演讲词被刊登在年级年报上，说：“我不会尝试去告诉大家什么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会让你们循规蹈矩，效忠职守。我的目的只是去挑战，而不是传道；去质疑，而不是作答。”
以克里的实际水平而言，这几乎不算是一篇合格的演讲稿。几个星期以来，克里一直在想演讲时他是否应该提到越南，是否应该质疑国家的决定。在骷髅会成员最后一次去旅游的途中，这些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克里。他们利用假期去圣劳伦斯海域的鹿岛。该岛占地40英亩，是骷髅会的一处固定地产，岛上设施很齐全，有房间，有垒球场和网球场，有圆形露天剧场，还有15英里长的跑道，标着骷髅会的密码——332。
克里和潘兴照例形影不离。但是一天，他们邀请会友迈克尔·多尔比和他们一道去圣劳伦斯划船。多尔比答应了，等他发现他是和两个热爱冒险的人出海航行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上，那是很大一片水域，有很多大船。”多尔比回忆道，“潘兴完全率性任意，带我们三人上了一艘带发电机的小艇，疯狂追赶那艘大船，拼命地向它冲去。我吓坏了，觉得我们快完蛋了，他是那么疯狂。约翰装作相当紧张害怕的样子，就在最后一秒，约翰紧急调转船头。这两个人彻底耍了我，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害怕过。约翰很善于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来回转换。”
事实上，克里在这次小岛之旅中一直想着很严肃的事情。他觉得如何致辞是次要的，他应该仔细想想美国对越南使用武力的政策是否正确。
其实，这个问题克里已经想过很久了。他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随父母在柏林居住，后来他父亲也因为不赞成动用武力而离开了外交岗位。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对战争都持肯定态度，克里对越战的反感也许是因为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他在1966年1月31日公开质问总统约翰逊的战争政策约翰逊重新开始对越南进行轰炸，肯尼迪说这是“导致美国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而这条路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克里开始写一篇新的演讲稿，并将稿件给多尔比看，征求他的意见。
“出于某种原因，他让我帮忙一字一句地修改，我记得我们在语法上作了一些修改。”多尔比回忆道。“他说：‘你没有领会，我要这样说。’他确实这样做了，我相当震惊。”
1966年6月12日，克里交上了新的演讲稿。
“过度的孤立也会变成过度的干涉。越南战争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制定者正把美国人民推到一个奇怪的角落如果我们不幸失败，这将不是领导者的错误，而是那些在背后怀疑领导者决策的质疑者们的错误。”然后，在提到他妈妈辗转逃出纳粹的侵略时，他说道：“我认为，美国必须明白，这种适用于西欧的干涉政策并不能在世界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效果。”
随后他又暗示自己会去应征入伍，克里补充道：“我们并非不想服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服役。”
克里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很引人注目。当时，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人很少，民众普遍认为对越战争志在必得，一批英雄会从军队中产生。这篇演讲也显示了克里对越战看法的逐渐成熟。
他的爸爸理查德也是坚决反对越战政策的反战人士，1996年，即他去世的前四年在接受《环球报》采访时说，克里刚入大学时对美国的政策全心拥护；而到了大四，他“长大了许多”。
战争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克里在演讲那天看了《纽约时报》，他会看到许多笼罩着不祥气氛的消息。一则消息报道，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说又有18 000名士兵被派到越南战争中。这样，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了285 000人。
1966年，在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励志报告中——这实际上是人数统计对比——他说越共迄今已经丧生了21 000人，而在这六个月里，美军只牺牲了2100人。但是第二则消息报道了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说美国应该缩减对越战争规模，停止轰炸，尽快撤军。他还说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其对越政策得到普遍支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那么，既然克里已经开始质疑越战政策，他为什么还要迫切地加入海军呢？克里和许多同学都认为1966年意味着耶鲁大学里一种天真气氛的终结。肯尼迪的号召“问问你们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仍然回想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耳边，而一年以后大规模的反战和焚烧征兵卡就遍及全国了。
“我记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还是1966年，”克里的同学多尔比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十恶不赦。不过我肯定当时的气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经记述的：“当时耶鲁的反战游行运动非常冷静有序，主要原因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学生们都表现出成熟、有责任感和合理自由表达的一面。耶鲁校园里很少见到那种偏激、狭隘、令公众讨厌的激进运动分子。”
而事实上，在克里大四的时候，耶鲁一位历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内执行一次和平任务。1966年1月，他回到耶鲁后给3500名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揭露了许多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而学校校长却以“给敌军提供援助，粉饰敌军”为名惩罚了他。对于此事，校史中记载说该惩罚决定是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的叛国定义而制定的。
这就是克里大四时期耶鲁的氛围。他不是个激进分子。他响应肯尼迪的号召——他和总统一起出海划过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劝说他去服役，去当一名军官。
尽管克里对战争仍有疑虑，他还是签约要去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准备上战场了。他似乎在质疑自己正在做的、无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圣劳伦斯河上的大船，逐渐在前方显现，而他，尽管知道冲撞上去必死无疑，还是无法停下冲向前去的脚步。无论怎样，有些东西驱使他走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