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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铸就了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中国人从“和”而来——访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王心竹，《光明日报》，2000年2月21日。
中国“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政德政风的淳化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贯穿其中的精神理念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成为处理各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
第一部分 第16节：共和（3）｜福哇小說fval。cn｜
小至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凡是“和”的，大多都在进步、发展；反之，则退步、滞后，甚至给国家、民族和人类带来灾难。许多事实都证明，世界上大多争执只要采取了“和”的谈判协商方式，就能够得以“和平”解决。
凡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变化，都可以用“和”文化来化解、包容、理解。面对价值多元、矛盾复杂的当今世界，用“和”文化思维方式去解决、处理矛盾，都会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
当然，中国推崇“和”文化思想理念并不是否认或不承认个体的差异以及矛盾的对抗。差异和矛盾是绝对存在的，“和文化”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强调冲突的多元性和矛盾的多样性。也正是由于矛盾和差异不断产生，不断变革和斗争，才使得各类体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与“中和”，这也是“和”的不断升华过程。“和”的核心就是“和谐相处、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和”文化能够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此，若要实现心灵、家庭、社会以及世界的安定、和谐、进步与发展，中国“和”文化是最应予以重视和发扬的文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正在谋求建立一个和谐的心灵空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力求实现天地人伦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正确认识、科学运用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和谐发展”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共同意识。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中国的和谐发展理念，都要求创造性地发展和利用中国的“和”文化。中国的“和”文化也有着无穷的活力与魅力，它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在人、自然、社会、自我等诸多关系中建构起文化桥梁，以开辟人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上，一个最为响亮、最有感召力和引导力的字就是“和”字！它的声音将响彻全球，它的光芒将沐浴寰宇。
“共和”的渊源及嬗变
从功能效用上讲，中国“和”文化的目的就是让各种关系实现整体性的“和谐融通”，让各种类体达到一种“共生、共存、共享、共荣”的理想状态。这些功能、目的都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涉及“和”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和意义了，那就是“共和”。
在中国历史上，“共和”的出现比“和”文化思想的萌生还要早。“共和”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这一年，西周的第10代君王周厉王因暴政被民众起义赶走，周厉王出逃后，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采用共和为年号，共和纪年共持续了14年。
在周、召二公联合执政前，亦即周厉王在位期间，由于周厉王贪婪、暴虐，又严禁议政，国人对厉王不满，开始“谤王”，周厉王大怒，命士臣监视国人，有“谤”者格杀勿论。这使得民众不敢谈论国家政事，对厉王的怨恨不断增加。这时大臣召穆公进谏，劝阻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但厉王不听，最后致使民众暴乱，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迫出逃，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开始了14年的“共和”执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时代。
在“厉王止谤”的经验教训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想来看，民众有口，让民众开口说话，就如疏通河流，人民心中思想才会表达出来，民情民意才能反映出来。堵住他们的嘴，还有几人拥护呢？让民众开口说话，听取民意，共同参政议政，这就是周、召二公号为“共和”的基础，这种主张反映出了分享管理公共事务的执政思维。
第一部分 第17节：共和（4）
“民众说话，共同议政”。这种共和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空前光大，一度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都纷纷提出议政执政的思想和主张。但这种繁荣的景象却随着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起来的以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萎灭殆尽。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共和的政治思想始终都难以得到光复。
虽然共和的政治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泯灭消失了，但这种思想却在西方社会中迅速发展起来，且其内容比中国古代所谓的“说话议政”这种原始简单的共和政治思想要深刻得多。
在西方国家，“共和”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想。现代社会一提到“和”字，一般首先想到的词都是代表共和政制的“共和”，即共和政体，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共和”赋予的最普遍诠释。
共和政治思想的国家公共性观念与西方社会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有关，其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时代。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而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
城邦是早期共和政治的载体，它由部落演化而来。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成员转变为城邦的公民，血缘团体所特有的封闭和排外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转移到城邦的公民团体身上。这种公民团体的独特性在于，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对内而言，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政体时认为，只有“为城邦全体公民谋利益”的政体才是正确政体，那些“只谋统治集团自己的利益”的政体形式是反常政体。
亚里士多德等早期思想家从探寻理想政体的角度，揭示了共和思想的基本判别标准。这一传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发展到顶峰。
从古希腊以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共和政治思想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是“混合均衡政体”。
混合政体思想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已被人们熟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把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的政体。在他看来，适合于一般城邦的最优秀政体是共和政体，在其中，权力不专属于任何一方，各种因素通过混合而达到一种有益的平衡。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进一步发展了混合政体理论，他认为所有纯粹的统治形式或简单的政体形式都会以特定的方式蜕化变质：君主制易蜕变为暴君制，贵族制易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易蜕变为暴民政体。而三种蜕变的政体又会被革命所推翻，代之以新型的政体。每一种政体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波利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跳出这个被动的循环，是因为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混合，使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的状态。罗马共和国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进行统治管理，这些机构之间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了自发的衰败倾向。
古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沿袭了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