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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粗暴执法，也不难理解城管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过街老鼠的地步了，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被执法者也常以特别的方式来反抗城管执法。
2006年6月，成都市一女摊主在反抗城管执法时，竟然用尿水泼洒城管
200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摊主的三轮车被城管大队没收，摊主手持切刀将一城管队员刺死
2008年1月，南京市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用辣椒水喷向街头摊贩，一位老大爷实在看不过去，拿起刚买的鸡蛋就向城管砸去
2008年4月，深圳市一女摊贩在抵抗城管执法时，将一名城管协管员的下体咬伤
2009年11月，广州市城管委一副主任表示，“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无论“城管被打是商贩的100倍”是否属实，它所传递出来的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主政者加强城管暴力的动机和意愿依然强烈，而且事实上持续对商贩的打压也易使冲突升级，随着主政者对商贩暴戾想象思维的越走越远，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恶性循环必然会加剧并不断扩大，局面必将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被打城管百倍于商贩是危险信号》，司徒望，《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日。
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对抗等极端事件，从小的方面来看，只是城管队伍本身的问题，城管队伍执法蛮横、监督不力，而从大方面来看，在城管与百姓对垒的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分散在各部门，“满街都是大盖帽”，“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等现象严重，群众啧有烦言。为改变“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状况，1997年，以《行政处罚法》的实施为契机，北京市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率先展开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有效遏制了“三乱”现象。这一制度此后逐渐在全国推开，到2005年底，全国共308个城市进行了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到2007年12月，全国开展城管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城市已达1076个，包括804个县级市。
伴随着城管综合执法权试点在全国的扩大，城管权力范围也不断扩大。1997年，国务院法制办批复文件只给予城管五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到2002年，城管处罚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市容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无照商贩、侵占道路等七个方面，内容庞杂，事无巨细。有人作过统计，北京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拥有三百多项职权。
在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城管部门的权限却始终未能理顺。有关部门把所有复杂疑难而利益不大的边边角角职能，全部转让给城管部门，城管部门始终扮演着“捡破烂”的角色，只要没人管的事儿都会找城管。
在承担“捡破烂”角色背后，城管自身面临着人员素质不高，经费保障不足的尴尬。尽管国务院文件再三明确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但全国除了北京、厦门和青岛等少数城市，处在城管执法第一线的人员基本上都不是公务员编制。在一些基层城管部门，由于没有实现全额财政拨款，城管人员的工资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来源主要是收费和罚款，致使城管牟利、趋利现象频繁发生，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还按照执法力度给予城管部门奖励。
第二部分 第107节：法为（14）
城管制度实行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城管的法定地位及权责，这是造成城管暴力执法的根源所在。
没有全国统一性法规可依，无充足财政拨款支持，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处理的又都是社会死角问题，城管执法中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也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5年前的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打死，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2008年，魏文华被城管打死，一个总经理的死，理性文明的社会应该从鲜血和生命中去反思和改进。“管管城管”的声音早已响彻坊间，甚至有人强烈建议取消城管。尽管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拥有地方立法权的80个地方政府中，已有38个为城管执法专门立法，但遗憾的是，人们始终没有看到卓有成效的举措以
及城管自身形象的改观。
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颁布实施了《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此办法从实体上明确了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从程序上具体规定了执法行为如何履行，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让城管执法权有了“边界”和“后盾”，这将使城管执法队伍逐步走向正规化。
希冀当初发端于北京并推向全国的城管制度，也能借此机会加强城管的改革和管理，让城管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之间的“猫鼠暴力游戏”怪象彻底淡出历史的舞台。
法治的光芒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它凝结着人类的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价值与要义。
在21世纪前十年，以“孙志刚案”、“佘祥林案”、“魏文华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公民对人权、法治和自由的追求，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幸运地活着。而无论是在世抑或去世，都一次次地显露着司法制度以及执法者的种种缺憾。对于全社会而言，那一幕幕悲喜剧已经成为一个标本，其价值不仅在于促使人们反思司法活动存在的问题，还在于揭示社会管理观念和制度在一些方面存在的缺陷。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还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平民时代特色的法治、民权事件。
2000年2月，西安三轮车夫吕福山的一辆人力三轮车因“违章进城、违章营运”被西安市交管支队一大队民警查扣，吕福山不服处罚，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此后经过长达5年的漫长诉讼，2005年7月，吕福山终于讨回了他的三轮车
2004年2月，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征用鸿桥村12公顷的集体土地，胡雪妹等150名村民以征地违法为由，向国土资源部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撤销有关批复，由于国土资源部不予受理，2004年底，村民们提起行政诉讼
2006年7月，上海市民邓维捷将三大国有银行以及中国银联告上法庭，要求取消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停止跨行查询收费的建议。2007年4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宣布，人民币银行卡境内ATM跨行查询停止收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步从英雄政府时代进入了平民政府时代。这些平民法治事件被具有平民政府特色的领导班子所采纳，并且从谏如流，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制度设计，保障了民权的不受侵害。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一方面众多的“草根人物事件”在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中国法治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机构也在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法治举措，以保障民权不受侵犯。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开始着手司法改革工作。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在处理疑案时采取“疑罪从无”的标准；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这是法院系统第一次以纲要的形式推出阶段性改革规划；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了实施司法改革的意向，提出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
第二部分 第108节：法为（15）
此后，司法改革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5月，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着手起草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方案。一场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拉开序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原则逐渐得到落实。
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形成了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改革措施。此次司法改革集中在刑事程序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两大方面，注重以人为本的宗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