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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大鼎，取名为“告别田赋鼎”，并以长达五百多字的铭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和表达农民们的感激之情。“告别田赋鼎”上有这样一句话：“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
农民的负担在逐步减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中央的惠农政策还在继续出台。从2006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四年发布农业“一号文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三农”。
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其中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给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让更多的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三农；如果说以往的农村变革着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立足于实现9亿农民的小康梦想。
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7。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2004年到2009年，在这5年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学者马晓河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后，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不由感叹，“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第一部分 第49节：国脉（24）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种田能手李开明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当时他曾去找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2000年打死也不种田了。而五年后的2005年，李开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当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种一亩地可能要赔200元，而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农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又变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超过340人，而在2005年减少到了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施城乡保障一体化的制度。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在这12个省市区统称为居民户口；2007年，公安部也开始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工作；2008年，有关部门为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大方向，将按照居住地进行登记，深圳等一些地方开始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不仅给外来人口以身份的肯定和认同，还为其赋予社保、教育、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但发展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了当时“解放思想”的一次垂范。30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农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过去30年，以中央出台10份“一号农业文件”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接下来，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则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当年的小岗村改革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在于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农民有着丰富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勤奋毅力，尊重他们的创造，保障他们的权益，农村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目光投向农村，并从这里开始新一轮改革的攻坚，最终的获益者，将不分城乡，不论地域，而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在2009年，中国继续加大对“三农”的各项补贴力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这一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继
续保持增粮增收势头，实现了“三农”的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仍涉及“三农”，如此一来，这是中央连续第七
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至此，在21世纪前十年间，从2004
年开始，中国“三农”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了持续、有效的巩固和加强，中国农民的命运
第一部分 第50节：国脉（25）
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
第二节蒸蒸日上
我们的休假年代
乡下人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城里人从一开始就比乡下人过得舒坦。当享受完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所带来的激动和喜悦之后，城里人发现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都不用去上班了。
国庆50周年之前，1999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发《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新年为“全体公民假日”。其中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为三天（元旦为一天），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
一下子就休息这么长时间，勤劳惯了的中国人有些适应不过来。在市场经济之前，人们几乎没有休假的概念。那时工作第一，既没时间也没钱来休假。特别是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在更多的中国人看来，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都把工作、劳动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闲下来，好像那样就会显得“懒惰”了。
1995年之前，中国人都在按照传统的方式休假——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到了1995年5月，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工作5天，休息两天。双休日是对中国人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冲击。到了1999年9月，中国又推出了“7天长假”休息制度，使中国人每年的法定休息日达到了114天，几乎每年有将近1/3的时间都在休息。这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又是一次更大的冲击。
即使是不习惯，但还是有不少人想出去走一走。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长假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方都始料不及。第一个长假里竟然有2800万人次出游；这似乎还不显山露水，到了2000年春节长假，有2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