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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母体。农民的变动，就是中国的变动；农民的变动，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九亿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泽东很早就断言：“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的。”“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吼，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任何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违抗，决定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李佐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三农”如此之重要，而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的“三农”果真是到了如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岌岌可危地步了吗？甚至还如海外某些人所说的“三农”问题将导致中国崩溃那样严峻吗？中国的“三农”到底怎么了？
第一部分 第45节：国脉（20）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粮食连续5年大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农业丰收，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理说这应该是农业形势大好的标志了。然而，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尽管对农业还有很多保护性的措施规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则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种粮不赚钱，农民的主业似乎靠不住了，大丰收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拿“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来说，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从1997年开始，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农民收入持续走低，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了可怜的2。1％。
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2001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4。2％，2002年增长4。8％，2003年增长4。3％，虽然这三年农民收入较前两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缓慢，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2000年前后的3。23∶1。
农民增收困难，收入连续下降，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土地被撂荒，农村公共事业越来越糟，农民就业受到限制，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乡镇机构人员超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腐败和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所有的“三农”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出来。多种迹象显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已然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说，“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最大，让他头痛不已。
中国“三农”何以至此？除了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等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推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三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分析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用、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二元”举措，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高达30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包括过去农民为国家上交的各种税费。
“我们欠农民太多。”“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国家政策要对得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周天勇，《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7日。
虽然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人为地把农民划分成为了“二等公民”。
“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这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李昌平，小雨，《南风窗》，2002年12月3日。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工人有工会，艺术家有文联，工商户有工商联，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个例外，他们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③
第一部分 第46节：国脉（21）
由此看来，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历史问题，众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难解。
“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变化的市场因素和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还跟中国“三农”所处的新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中国宣布总体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新增部分消费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不断减少。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压力。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经济都处在相对缓慢的增长期内。在此阶段，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工业品，大多数农产品也都存在这些问题。
可想而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意味着70％人群的购买力低下，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就无法启动，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支持，消费品就会继续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经济不景气状况就很难改变，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五千年来从未这么好过
“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也成为中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等8个省市开展费改税工作试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大多减少40％以上，但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