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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被挽救出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1976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到各项建设工作中去，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党和国家也开始整顿“文革内乱”，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十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有人说它是十年噩梦。这十年的历史是由血和泪写成的，它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后来曾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1979—1989年：老人与海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9—1989年，这十年的中国历史是围绕着一个人物展开的，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十年“文革”使得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干部群众忍无可忍，在这个关键时刻，73岁的邓小平挺身而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黄金发展期。尽管在头几年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显得非常困难，但经济发展很快成为奔跑的快马。1979—1984年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市场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从1985年开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在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公平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1979—1989年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市场调节”、“政企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关键字词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原来凭票供应的商品，很快供应充足，让中国人头痛了几千年的粮食供应难题得到缓解，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80年代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
20世纪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快步向人们走来；这一时期，人们聊天听不到忌讳与掩饰，人与人之间更近了，人们的话题更广了，心气更高了；20世纪80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而对于改革，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年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1975年，在毛泽东渐已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试图摆脱“文革”，但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导致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8年，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始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
第一部分 第32节：国脉（7）
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则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邓小平这位一生中曾“三起三落”的革命家、卓越领导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在重压之下仍能保持优雅的风度，为追求真理和人民的幸福而坚持不懈，永不放弃，这种精神上的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了那句“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的真实写照。
——1989—1999年：动荡与嬗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航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此时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地、大规模地应用于经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一时期的改革仍然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色彩。到1989年前后，应该是中国市场机制“更新换代”的转折契机，但此时遇到的国内外局势让中国又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9年夏，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
国内局势变得不稳定，此时的国际局势也令人堪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各国发生剧烈动荡，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使得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东欧剧变让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似乎已经变得不可扭转。1991年底，苏联突然解体，世界震惊。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社会主义中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国际压力，而此时在中国国内，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亟待重组，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让社会、思想界引起动荡。是继续向前走，还是拐一个弯向另一个方向走，甚至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社会一时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坐在了南行列车上，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大针方略
邓小平南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指出了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国家稳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邓小平引导全党抛弃“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而转向市场经济改革。自此，“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两个根本性转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非公有制经济”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行政色彩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相对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