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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时，事实上还不知中国到底有多少铀矿。刘杰说，中央决策之后，决定成立三人小组，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陈云主抓，他爱追根究底，管得特别细。薄一波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主任。为什么让我干？就是因为我在地质部当副部长，找到了铀矿。为了进一步展开工作，陆续调入了佟城、雷荣天、刘伟，以及李毅等人。其中一位是吴际霖，原先是山东铝厂的，他在那里同别人的关系处理得好像不大好。我得知这个人非常有才干，就是脾气暴躁，固执己见，我想不管他有什么毛病，只要他能干事情就行。后来刘少奇也讲了，凡是二机部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地调给二机部。陈毅讲，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薄一波还曾经召集会议，要求有关的部长支援原子能工业事业。我记得黄敬啊，王鹤寿啊，很多负责人都去了。我和一机部部长黄敬比较熟，1937年，我们同在正处于地下状态的北平市委工作，黄敬是书记我是委员，我同时是北京市委农委的书记，抓农村工作。到了晋察冀，他开始是省委书记，我那时候是地委书记，在保定这一带活动。开始我从地质部转头要搞原子能事业时，他还笑着说，哎呀刘杰，你这是时代的象征啊。其实，我那时很茫然，对原子能这个天地究竟有多高多大，都不清楚。
这时候，黄敬调给刘杰三个人，一个是冯麟，后来带队去莫斯科实习，一个是连培生，做原子能所的总工程师，另一个是卢荣光，毕业于西南联大，比李政道和杨振宁还要早。刘杰说，这三个人都是我们要来的，连培生他们都是一机部的尖子啊。
李毅在没调来之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7月，有一天李毅接到总政的电话，说总政首长让他马上来北京一趟，有事面谈。李毅赶到北京，见到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副主任肖华，他们告诉李毅，现在是原子能时代，中国要搞原子能，向部队调人，我们准备让你去。李毅说，我过去虽然上过大学，但不懂得原子能，我在部队已经17年了，对部队很有感情，不愿意离开部队。后来两位主任说这个任务很重要，原子能事业虽然在地方，和部队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总政已经决定让你去，希望你能够勇于接受这个任务，到那里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让你搞专业，希望你勇于承担。我说既然领导已经决定了，那我就回去办交接吧。我就回到广州，办了交接，带了家口，8月初就来了。经过国务院三办，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党的工作兼副所长，钱三强是所长。那时候工资差不多降三分之一，警卫员也没有了，生活习惯不同于部队，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半岁，很多事情要自己做。后来慢慢地调整过来，也了解了所里的情况，感觉还挺不错。
第14节：第四章 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2）
李毅说，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有关文件，认识到科学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团结科学家，是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参加学生运动，从1940年到日寇投降，在115师政治部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工作，那时肖华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做过他的主任秘书。和组织部长梁必业、宣传部长杨克、秘书长苏静等同志共事。政治部特别是宣传部有不少知识分子。鬼子投降，肖华主任调到东北，我们二十来个干部跟他去，到那里成立辽东军区司令部，我当司令部的秘书长，常和苏联人联系，和地方的党政军联系。所以我对知识分子并不陌生，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是要帮助知识分子、帮助科学家的，是要给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一来就抱着一个尊重、服务的态度。为了服务得更好，一开始我就带领其他行政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学习业务，学习专业知识，你不能光说外行话啊。许多科学家们也的确很好，像王老王淦昌先生，就特别客气，一听到别人提点什么意见或者稍微带点批评的意见，他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对不起是口头语。他跟钱三强不同，他始终不离开科研第一线，而三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多，他充分发挥了组织才能。他这个组织才能和我们党政干部还不一样，他在科学家中间特别能显示组织才能，知人善任，需要什么样的学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哪个单位里有这样的人才，他都清楚明白。二机部创业，队伍的组织，人员的调配和大协作，这些方面钱三强的功劳确实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尽管他脾气不好，一说话就磕巴，火气特别旺。
刘杰调来的另一位干将叫白文治，原名叫梁华锠，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一起工作过。解放战争时，刘杰是察哈尔省委书记，白文治是宣化市委副书记，彼此都比较熟悉。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吴有训，研究所成立一年后，他的学生钱三强继任所长。到1952年底，研究所已发展到九十多人，其中有后来从事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的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王方定是学化学的，他来的比较早，1953年就调来了。王方定说，钱三强先生特别热衷于化学方面的事，时常过问，王淦昌先生每天上班特别早，一大早就梆梆梆敲门，然后一干就是一整天。没过多久，我们分到杨承宗先生那里。杨先生让我搞铀矿分析，当时的铀矿石是比利时和刚果的，原来解放前的北平研究院就搞来一些。杨先生把法文文献翻译成英文，让我们阅读，并且要看我们的工作笔记，作批注，还经常站在背后看我们做实验。
白文治说，为了加强国防科技工作，国务院设立了第三办公室。我是1955年8月调过去的，任三办下设的原子能小组组长。小组只有我和韦彬、李杭荪三个人，韦彬是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杭荪是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我则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化学系读过两年。当时国家建委和三办办公的地方，就在现今核工业公司的一个角上，三层四号是薄一波的办公室。
1955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共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参加，并向大会提交了一千多份材料。其间，苏联公布了核电站的建造情况，法国发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钚的方法，美国展示了核电站的发展计划，从而揭开了许多核技术秘密。但中国却被会议拒之门外。与会的苏联代表主动提出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介绍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传达科学成果方面的文件，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并确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三办接待。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办公室，由科学院秘书长陈康白任办公室主任，白文治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核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10日下午4点钟左右，苏联物理学教授诺维科夫率9人代表团到达北京。除讲学之外，他们还参观了中国的各个相关研究所。白文治说，这些团员我们都按口分到各个部里，比如说农学家就由农业部来接待，冶金学家由冶金部来接待，医学家由卫生部接待，每个科学家都是挺忙的，安排得挺紧。上午他们作报告，下午座谈，晚上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中国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他们都分门别类地做了解答。
在此期间，周恩来批示要请苏联科学家给各部部长们作一次科学讲座，时间安排在12月24日下午。白文治说，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和陈康白陪苏联代表团9个成员到了政协礼堂的后台，在二楼接待室坐下了，准备两点半开讲。这时候，我想赶紧到前台看看会场情况怎么样。匆匆忙忙下楼，正走到楼梯口，碰上了周恩来总理。总理问我到多少人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到多少人了，总理旁边当时有国务院的人，说到了多少多少人。总理又问，各部的部长到了没有？有人讲了讲部长到的人数，紧接着又说某几位部长因工作请假。总理就问，为什么不到齐啊，是谁经办的啊？我告诉他经办的人是谁。总理就责备说，为什么不找齐燕铭同志办啊？齐燕铭是一位副秘书长。我一看，不敢再吭声。紧接着总理就说：立即通知部长们，马上到这儿来，都要到这儿来听报告，把工作都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