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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1964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报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也有不同意见。
第92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1）
第二十六章一年累秃了头涉及二十多个省市、九百多个工厂—— 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了解了实际才有底——不光是科学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组织管理问题——先钻技术，还是先看全局——彭真说，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老老师和小先生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全国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需要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而要依靠全国的通力协作。所以，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二十多个部门，涉及九百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两年规划的制订，体现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啊，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时候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得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矿山，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就只能了解这家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上的事情，局长本人也不知道。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提出了一个思想，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所谓倒排暴露矛盾，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最后一关倒着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235，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倒排还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以便落实措施。比方说，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不能满足后面产品生产的进度要求。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又比方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如果不是这样事先周密计算周密考虑，光凭主观意志要什么时间完成，最后还是拿不到产品的。
第93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2）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确实不简单，不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时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部里也对计划、设计和基本建设比较熟悉的同志，比方卢荣光，还有生产技术局的白文治局长，等等，多向他们请教，具体的计算主要是李杭荪和我。从计划本身来讲，有一个不断细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中央专委，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复杂的事情，光有计划，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