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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说，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件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按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局势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定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新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十余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攻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我们初学者作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一日三餐十分省俭，工作时间常达16小时以上。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
第5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5）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想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并不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早已盯上了他，他们找到船上，打开他的三十多个木箱仔细查验，又去加州理工学院反复盘问。多亏几位教授作证，核实他本人和这些器材并非敏感战略物资，才算是放了一马。
但是，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学者。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在那里，看守人员夜晚每隔十分钟就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无法休息。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钧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罗时钧说，9月12日早晨，船上广播要求我们调整床位。带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拿着名单警告说，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吧。接着就强迫我们到厕所脱了衣服，把我们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等重要东西全部扣留。美国人还威胁我们说，要么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我们没有选择前两个，就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剃成光头，身上洒上六六六粉，还都一一编了号，吃了不少苦头。
巢鸭监狱有一个叫做中国犯人部的地方，这里关的都是中国人。牢房共11层，中间空着，便于监视。赵忠尧和沈善炯分别被关押在第二层，罗时钧则关在他们对面。他们在监狱里经过时曾看到了日本战犯，冲着他们喊支那、支那。三个中国人心里非常愤恨，因为这些二战战犯都已经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娱乐，他们却不行。
金荫昌说，我和唐冀雪带着我们6岁多的儿子也一道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是一个早晨，没靠码头，但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刚醒来，听见人声嘈杂，说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随船追踪的人带到船下一个小艇，不知驶向哪里去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钧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