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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常勇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随陈士榘到甘肃敦煌西部地区勘察原子弹靶场场址。一同去的还有四名苏联专家。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非常高，有时能达到五十多摄氏度。几天下来，选场人员便一个个晒成了紫色，连胶鞋底都让地表给烫得变了形。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一齐向人进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众人只好找个草帽戴上，再用纱布封在上面，就像蒙面人一样。这样一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蚊子一时倒是咬不着了，可是你不能去大便，因为一脱裤子，蚊子早就等着呢，大家只能选择一个有风的地方来避开蚊子。
从西北回来后，常勇即给张志善打电话，要他和校长贾乾瑞到北京接受任务。张志善和后勤部副部长乔广林两个先走了一步，随后贾乾瑞也到了北京。常勇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选场的情况，说那个地方特别艰苦，喝不上水，陈士榘是上将，最后也只好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随后，万毅召集开会，交代了第一项任务——组织一个勘探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张志善和常勇回去以后，拿出名册，集合人员，选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110个教员和机关参谋、干事、助理，配了两名医生和护士，带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要了一辆专列，买了五麻袋盐，浩浩荡荡往西而去。出发前他们做了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并且和被选中的人员分别谈话，说这个任务是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准通信，不准打电报。
专列一路向西，到了郑州往西去，到了西安还往西去，到了天水也不停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兰州站，因为调车，专列暂时停顿下来，队伍以为可能到了。有人就问张志善：还往西去吗？张志善说，还得往西去。又有人问去那里干什么？张志善答复道，去了那里再说。专列又往西开，到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又上汽车，走了几个小时搓板路，到了敦煌，他们和一周前先行抵达的先遣队会合，这支二十来人的先遣队是在乔广林带领下打前站的。再往里走，呈现在这支队伍眼前的，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四起，有些人正在挖坑打井，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这样一种懵懵懂懂当中，大家开始展开工作。许多人一开始虽然不明着议论，但背地里免不了嘀嘀咕咕。有一天收工回来，几个干部就找到张志善，说副校长你和我们都很有感情，怎么现在信不过我们了？张志善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来意，可他也知道不能讲，就故意反问道，我怎么信不过你们了，没这个事。干部代表们反驳道，那你说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说是开荒却没有水，搞工业也不像，天天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干，到底干什么？张志善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反正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几个干部更加好奇了，说你不告诉我们，我们这叫打的什么仗，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成天嘀嘀咕咕，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第43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5）
显然，干部们反映的问题不容忽视，张志善立即给总政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这边的情况，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很快，总政回了一份电报，同意他们在注意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动员。8月底，在敦煌刚落成的电影院里，张志善向全体人员交了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个原子弹、氢弹试验靶场。我们一定要打破核垄断，长我们国家的志气，意义很重大，任务很光荣。大家一听，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原来是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白天干活，除了累，让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蚊子。解手要选地点，找风向，速战速决。到了晚上，人就不敢在外面活动了，只能钻到蚊帐里面，说话唱歌写东西都不能出蚊帐。几个领导要听汇报了，也要坐在蚊帐里面一边汇报一边记录。照明用的是蜡烛，还要尽量节省，谁发言就用电筒照一照，因为在敦煌连蜡烛都没有，要去兰州才能买得到。所以蜡烛也得节约。张志善讲起那时的情景，说八年抗战都没那么苦。比长征呢，也就是缺了敌人在后面追。可战士干部的工作情绪仍然非常高昂。晚上唱歌，哼河南梆子山东小调，吃过饭睡觉还唱两支歌，情绪非常好。过去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和战士一块吃一块住，后来到了商丘步校，跟战士感情就差了一些。这次到了戈壁滩，大家又是同吃同住，感情又恢复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样子。那时水缺得厉害，一个人一天刷牙、洗脸、吃饭只有半缸子水。但就是这点水也要到远处去拉。新疆鄯善县有一个地方叫底坎，这里有一个水泉，我们战士送水，发现这个水泉以后，大家都跳起来了，说找到水了。可维吾尔族老百姓看到我们，那衣服是破的，棉花露着，就把我们当野人，都吓跑了。
勘探大队在敦煌地区工作到10月底时已基本完成任务，陈士榘与苏联专家随后来到现场，视察了试验场各区域位置。当时核试验场的爆心被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建场因素就是高空气象的情况。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专家先要回到苏联，经过研究分析和敦煌相邻地区的气象资料，才能做出答复。
就在常勇和张志善率领这支部队去敦煌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大连也接到了调令。张蕴钰说，1958年8月初，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陈赓叫你来，你赶紧动身，我在北京饭店等你。第二天我就从大连坐火车去了。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曾绍山就领我到灵境胡同去见陈赓。陈赓原是我们兵团的司令，他这个人很简单，一见面就说张蕴钰你来啦。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可以吧？他是老首长又是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服从命令。陈赓接着就说，那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便去总参装备部见安东。安东和他以前就很熟，对他说，知道你这几天要来。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
两个月之后，张蕴钰把家搬到北京，住在广安门志愿军办事处宿舍。这时常勇回来了，找到他介绍了一番情况：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由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和塞风组成，苏联专家安德列也夫等四名专家也参加。经过实地考察，初步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现在成立了一个勘察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常勇任政委，史国华任副大队长。
张蕴钰早在12年前就看过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电影。那时他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参谋组工作。1946年9月3日是反法西斯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影片中有原子弹爆炸的情景。他当时只是惊叹原子弹天崩地裂的威力，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竟然真的会和原子弹结缘。
10月20日，张蕴钰乘火车一路西行，在红柳园下车，然后再到达敦煌。这里长年干旱少雨，全县只有5万来人，城内街道很狭小，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在城南关驻地，张蕴钰见到了常勇和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人，他们都已经在这里辛苦了好几个月了。
初步选定的后坑场区在玉门关之外，玉门关朝西方向有一个豁口，长约二十来米，一米厚的墙，像一个圆形的土围子。显然，这里已经远不是几千年前那座著名的汉代关塞模样了。荒漠上只有一些零星的芨芨草、罗布麻和胡杨树，汽车只要一停下来，蚊子就成群结队围过来。张蕴钰说，常勇和张志善他们给我作了介绍； 说苏联顾问已经勘察过了，陈士榘也来过后坑这儿，并且提了一句说，这个地点只能试验两万吨的原子弹。我听他们这么一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三百多万吨的氢弹了，我们中国建个核试验场怎么能只搞2万吨的，这恐怕不行吧。最后，该看的都看完了，回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