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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着，里头说不定有什么坏人呢。我只好背着，但是枪很沉。斯米尔诺夫有冠心病，已经犯过一次，何克希就很紧张，劝他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戈壁滩特别松软，汽车不是陷在沙土里就是蹭到底盘，后来只能推着走，人也只好步行。路很难走，净是坑，走路要像下棋一样跳，我和斯米尔诺夫越走越慢，何克希说你就陪斯米尔诺夫吧，他年纪大，走不快。我自己个子小，体力也不好，我就说枪太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枪就不要背了。枪他们也拿去了，我是有枪也不会开，心想这个鬼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了一气，前面的人越走越远，最后都看不见了，天也黑了下来，远处有一阵阵的狼叫。我心里这个时候可就害怕了，后悔把枪给了人家。要是遇到狼，身上的武器只有照相机和脚上穿的老头鞋了。这时候又冷又怕，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斯米尔诺夫经验多，不让我坐下，说脚步一停就会冻死，再说狼来了你也跑不及啊。不知过了多久，小姚小姚，叫我了。我想回应，嘴巴冻得叫不出来了。我就跟苏联专家讲，你是不是划根火柴或者用打火机打一下。专家本是抽烟的，但他说这个可不能打，如果旁边有坏人，一看到火光马上就会来一枪，把你干掉了。我们俩只好再继续走，一边听远处传来的声音。随后再一听，我放心了。为什么呢，这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人叫我了，回音小了，近了。那我想他们总会越来越近的，到最后果然找着我们了，他们开着吉普车，动员了酒泉军分区的人来了。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哎呀，总算是没丢了，真要丢了可怎么交代。一上车之后，我那两个脚好像没有了一样，如果找不回来就冻死了。
为原子能联合企业选厂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由二机部基建局长陈一民、联合企业筹建处主任文功元、设计院总工程师叶德灿、项目设计主任工程师雨吉和苏联专家米哈廖夫等13人组成。经过两个多月的踏勘，他们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场地。最后权衡左右，确定了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建设。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后处理厂、六氟化铀生产厂、核部件生产厂和发电厂等，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的距离有上千公里，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兰州市某某信箱，给人一种住在大城市之内的感觉。
第39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1）
第十一章
蒙 在 鼓 里
读过大学、会说洋话的少将：李觉—— 造原子弹的一大功臣：吴际霖—— 核武器研制基地设在青海高原—— 再也看不到电影《金银滩》了—— 往西，往西，再往西—— 在玉门关外扎寨—— “八年抗战也没有那么苦”—— 陈赓点将，张蕴钰升账
1957年元月初，刘杰和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厂选厂小组，去山西、陕西踏勘合适的地方。当时由冶金部负责管理核燃料元件厂，两年后才划归二机部。
选厂小组先是在山西和陕西跑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建厂。可他们回来向部里汇报之后，却不料遭到了否决。刘杰在开会时说，虽然这里交通运输和给排水等建厂条件不错，但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离沿海只有300公里，属于国防线里第一道防线的范围之内，安全隐蔽性比较差。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报，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专家听刘部长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吭气了。
春节过后，选厂小组重新组织人马出去考察。苏联专家日特琴科被换掉了，新来的是莫斯科设计院的萨果东诺娃。他们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一带看了看，最后发现有个叫万家亨子的地方，在包头北部东河与昆都仑两区之间，交通水电条件都不错。这里位于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一马平川，村庄和人都比较少。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大的厂子，比如包头钢铁厂等等，新的厂子以后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设备。
第40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2）
几个厂子选定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往哪里建的问题了。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之后，二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它的代号是九局。经宋任穷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将，并在大学里读过书。他说自己有好鼓捣的特点，做过炮弹和电雷管，能说几句洋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将军中并不多见。1954年秋他就发现有心脏病，在高原不适应。1957年李觉回北京治病，准备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体吃不消，就确定把他调回来。李觉说，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到军队哪个地方搞点具体事。那时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来来往往，都住在帅府园总参的招待所。记得7月份的一天，陈赓到那里去了，一见了面，他那个人是很客气的——哎，老李，你怎么样？我说我回到内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去？他不告诉我，就拄着拐杖笑着走了。第三天宋任穷去找我，说你的工作中央有考虑，现在是和平时期，让你搞工业。你去找赖传珠。我找赖传珠，赖传珠让我到三机部也就是后来的二机部报到，没有说具体是干什么。然后出去选场，到11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宋任穷就找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说没这个知识，没这个经验哪。他说，在工作当中学习，组织大家干嘛。我当时还是军人，没有办什么转业手续就来干这个了，手续到1958年秋天才办。宋任穷找我谈过后，我一想，这个担子太重了。
李觉到任之前，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就已经先来了。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山西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为前线将士讲授防化常识。后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并从事军工生产。1955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吴际霖曾三次到苏联参加谈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机部计划局副局长。郭英会则给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最早也曾在阎锡山那里干过。李觉说，郭英会是广东人，人很好，他是从山西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出来的，然后到了军队，当了团政委，然后到总理那儿去了。那时候我们分工由他负责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后来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吴际霖一开始在山东铝厂，出了个事，人家要斗他，戴手铐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陈云知道了，就把他弄来当北京钢铁学院的负责人，就是在有色金属设计的地方做工作。后来把他调到二机部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不是去苏联谈判吗，总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学学过化工。后来他经过西安跑到陕北去了，又从陕北到山东军区搞炸弹。因为几次去苏联谈判他都参加了，所以就把他调到九局做副局长，我们三个这样弄在一起，后来又加上一个朱光亚，帮我们做一些方针研究。吴际霖这个人很好，事业心很强，非常直率。十年动乱的时候，抓吴际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我，带来一封信。吴际霖死后我又把信还给他的女儿留做纪念。他母亲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刘西尧说，吴际霖是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时候，完全是靠吴际霖来支撑维持“文革”引起的那个混乱局面的。说起来，还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时候，我还把吴际霖给批了一顿。当时有人批他，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时搞四清工作团，左得要命。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有些小题大做，说他家里面的家谱是什么什么，那实际上并不是个什么事。等这个运动过去了，吴际霖也从来不计较。吴际霖后来得了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