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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