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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连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麽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