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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 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额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龢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 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spheres 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 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
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 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