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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五○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A 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思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它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 ～ 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 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