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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揖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作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四十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且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驷至每下愈况，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作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hina Whit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丝小岛」（Ellis Island）以供应市内之大小毒贩，则伟大之纽约市将成何世界？美国又成何国家？华府白宫对此超级毒枭之反应又何如哉？此不正是当年道光爷陛下的中国吗？！
明乎此，吾人当知十九世纪之英国便是人类历史上，若是之空前绝后的最大毒枭也！明乎此，则鸦片商品论者，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鸦片战争」与「茶叶战争」
有的学者可能还要辩论说：鸦片之为害一事也。鸦片之沦为中英战争之导火线，则又另一事也。以逊清政府当年之颟顸愚昧（ignorance）、闭关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注释上再略叙之）。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试看伦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 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一七七六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着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与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 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misioner Alexander H。 Everet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 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