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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
附：校对说明
本书是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的繁体竖排五册版《晚清七十年》为蓝本，重新打字排版。内容完整，忠实原著。只是因港台地区与大陆在外文音译上的差别，为了照顾大陆读者，对一些人名做了改动。改动内容如下：（前为原文，后是改动）
史达林——斯大林 柯林顿——克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