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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萨达姆，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 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 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